| 《大学》开门见山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成年人教育的宗旨是提高道德品质修养，做到亲近平民百姓，把各样事情（读书和实践）办得好上加好，精益求精。作者认为，无论是谁，是君是臣，还是民，都要从思想上树立“亲民”这一关键性问题。1030年，宋仁宗首创启用《大学》篇，所要解决的正是这个关键性问题。宋朝以前之所以冗官冗兵，积贫积弱，就因为没有解决好亲民问题。 朱熹《四书集注》说：“程子曰：‘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在这里，词不达意。对谁亲，是个根本性的立场问题。《大学》认为，人们对父母亲，对兄弟姐妹亲，是对的。但是仅仅这些还不够，还要对平民百姓亲。所以，“亲民”是《大学》的新境界，是秦汉时人对新的历史时期人际关系的一个哲学认识。君亲民，臣亲民，民亲民，是成年人教育的起码要求。这就要求成年人先当“学生”，向老师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认真读书，向从未见过面的人学习，最终把立足点移到了爱民亲民这边来。 程朱理学之所以把亲民说成为“新民”，除了对平民百姓缺乏感情之外，还因为治史不得法。他们在历史研究中，不是像孔夫子那样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而是相反，实行理论与实际相脱离。所以，注释往往没有到位，随意性多。例如据《论语》记载，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在这里，“君子”精通上层建筑领域政治思想建设，念念不忘以德教为主、以刑法为辅治理天下。“小人”，前者是农民，因为古代中国是个农业国，农业人口占90%左右。农民爱土地，无不想拥有一块可以养家糊口的土地，所以他们“怀土”。后者是古代中国四民即士农工商，约占全国总人口95%左右，他们无不希望政府实行惠民政策，所以他们“怀惠”。短短一句十六个字，和盘托出孔夫子构想和谐社会的设想：君臣“怀德”、“怀刑”，依法治国，老百姓“怀土”、“怀惠”等才能一一得到落实，和谐社会才会降临人间。相反，君臣要是“怀财”，与民争利，例如周厉王，那就会破坏社会的和谐，出现可悲的社会动乱。与此同时也反映孔夫子教学特色，言简意赅，把君子、小人各个特征点了出来，让学生将来为政时注意落实。 但是，朱熹《四书集注》却说：“怀德，谓存其固有之善。怀土，谓溺其所处之安。怀刑，谓畏法。怀惠，谓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矣。尹氏曰：‘乐善恶不善，所以为君子。苟安务得，所以为小人。’”在这里，注释没有到位。由于程朱理学搞一刀切，简单化，在《论语》里不论什么内容，“君子”都被被矮化，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小人”则被丑化，所以君子变成了只不过“乐善恶不善”而已，小人却是什么“苟安务得”。更可悲的是孔夫子那句话被解释得面目全非，农民爱土地、惠民政策这两个内容不见了。 又例如，“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孔子的话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短短的一句十二个字，就把古今学者不同的心态和盘托出，十分形象。 孔子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乐于为人办实事。他创办私学，广招学生，图的是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拿自己的学识去“为人”的行列中去。据传，孔子的学生三千，贤人七十二，有着显著成绩。孔子时代是大变革时代，由于变革的需要，创办私学者日益增多，“今之学者为人”成为新的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但是，程朱的用心得失观却是“为人不如为己”。在《四书集注》里，朱子说：“程子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笔锋一转，“为人”变成哗众取宠的了。又说：“程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愚案，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在这里，程朱说来说去无非是把孔夫子“今胜古”变成了“今不如古”。很显然，谁要是信以为真，接受了这个解释，那么他也要跟着犯错误。 再例如，在《论语》的《述而》篇里，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句话集中地阐明了孔子对历史文化遗产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学习和研究。“述而不作”是原则立场，大意是说，对历史文化遗产要认真思考，详细说明，力求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决不能断章取义、偷梁换柱，张冠李戴、添枝加叶。这是因为历史文化遗产的述著贵在货真价实，保持原状；不真实，也就失去了述著本身的价值。对于孔子来说，述而不作，传授的是真学问，真知灼见，才能不断吸引和稳住前来求学的人，使他们学有所成，最终形成富于生命力的学派。否则，著述无原则，无章可循，变幻无常，恰恰证明作者自身没有实力，谁还要拜他为师呢？！ 但是，对“述而不作”这样重大课题，在《四书集注》里，朱子却把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中的原则立场神化了，说什么“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言下之意是学风无关紧要，只要是“圣人”，就可以偷梁换柱、断章取义，随心所欲，胡说八道。他甚至于还说孔子也可以这样做，只不过是因为他太谦虚了：“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辞之谦也。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这说明，程朱理学完完全全是被自己错误的治史方法拖垮掉的。 朱熹为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时年19岁。那时复杂的政治气候让他投入了理学家的怀抱，这是他的不幸。后来他撰写的《四书集注》，所选用的不是宋朝中期儒家学派对四书章句的真知灼见，而是理学家的观点，所以只能称之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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