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襄在京城任职时是个实干家，到地方任职时也是个实干家。弘治志说：“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开古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复修起居住。” 网上查询方知道，宋初，曾派若干转运使赴各地供办军需，事毕即撤。宋太宗时为削夺节度使的权力，于各路设转运使，称“某路诸州水陆转运使”，其官衙称“转运使司”，俗称“漕司”。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以前，转运使职掌扩大实际上已成为一路之最高行政长官。以后，陆续设立了提点刑狱司、安抚司等机构分割转运使的权力。这么一查询，笔者才知道，宋仁宗让蔡襄“改福建路转运使”，授予高官，是为了庆历新政在福建的全面落实。所以，我们又要把那时福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变化和蔡襄的实干精神联系起来。蔡襄任转运使时认真落实新政，使福建面貌焕然一新，后又回到京城任职。 据《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一记载，到福建任职以后，蔡襄向宋仁宗递上《奏复五塘剳子》，解决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文章说，“莆田县有陂塘五所，胜寿、西冲、泰和、屯前、东塘，自来积水灌注塘下沿海咸地一千馀顷为田，约八千余家耕种为业。大中祥符（1008-1016）年中，有百姓陈清等陈状，于萩芦陂开渠引水，灌注塘下民田，却决去五所陂塘，以地为田，官司妨碍，不与检给。天圣（1023-1031）年中，陈潭知军日，其陈清却与官户形势计会，同共请上件塘内地土，州县徇私曲理，先次给却屯前、泰和、东塘陂塘三所，去水为田，旧日仰塘水灌注之地尽皆焦旱。百姓争讼，州县一向抑迫不与申理。至李余庆知军日，陈清又请胜寿、西冲二塘为田，其时不与检给。宝元（1038-1040）年中汪随政内徇私顺情，一向检给，科率产钱供输赋税”。其结果，“自决去五所陂塘以来，沿海咸地止仰天雨，有种无收，州县多是不与放免税赋，是致人户逃移”。 上面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在庆历新政以前，莆田县农田水利建设不仅得不到重视，而且连已有的陂塘都遭到破坏。例如胜寿塘，是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建造的，有好几百年经济效益，但是到宋初时却被废之为田。州县面对民生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农民的利益，结果导致许多人家背乡离井，逃移他乡。直至庆历三年秋旱，官府才“放产税例及九分”。 有比较才能鉴别。蔡襄说：“窃缘旧作陂塘，灌田一千余顷，济活八千余家。及决塘为田以来，收得塘内田一百余顷，丰赡官势户三十余家，又年年雨水不充，放却赋税至多。”在这里，8000多户和30多户，孰轻孰重，也就清楚了。所以，通过比较之后，他说：“若以民间利害，即贫困却八千余家，止丰赡得官户三十余家；若以官中租赋，即每年蠲放千顷租赋，只得百顷租赋，其为利害公私灼然。”从中可以看出，过去那些父母官就没有认真算好这笔账：这样做，无论是平民百姓收入，还是政府财政收入，都是一大损失，所以，他们是糊涂官，做成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弘治志卷之五十三说：“祥符中，民陈清等侵占为田。庆历中，蔡襄尝奏复五塘。”这是一件大事，为福建各地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带了个好头。 其次是《奏乞减放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身丁米札子》，蔡襄说：“伏惟祖宗恢复天下，大去无名之敛，然诸州身丁，尚犹输纳。真宗皇帝哀怜百姓困穷之弊，祥符中（1008-1016年）特降御札，除两浙、福建等六路身丁钱四十五万贯。漳泉三州，亦是丁钱折变作米，无人论奏，因依科纳，遂至先朝大惠不及三郡。三郡之人引领北望，迄今又四十年矣。”四十年间，三郡人希望减免人头税，但是却没有人替他们办事，连续几任转运使都不称职，即使“皇恩浩荡”也没有用处。 所以，蔡襄进之说：“臣闻圣人以生为德，以孝为本。今陛下之民至有父母不肯养子，不亦累于生生之德乎？先朝所行之事，有所未尽，陛下推而行之，可谓至孝矣。伏望陛下进成先帝之仁，下恤远民之苦，蠲放三州军丁米，只令依建州例纳，岁纳口钱。”在这里字里行间，洋溢着蔡襄的爱民亲民思想，显示了这位新型的民主斗士办事雷厉风行的政治特色。就这么一请求，三郡人头税减免了一半。 蔡襄“开古塘灌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那是他带头落实庆历新政的具体表现。在蔡襄的带动下，福建政府官员重视兴修水利、为民办实事的新的风气掀起了。庆历新政以后，“厚农桑”成了许多人的共识，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成为了官民的共同行动。例如宋仁宗嘉佑中（1056-1063年）兴化知军刘谔创建太平陂也说明了这一点。 而且从此官风有了改善，据《游洋志》卷之三记载，宋仁宗在位期间（1023-1063），兴化县先后有两位受到人民群众好评的知县。许世昌，庆历六年（1046）来宰斯邑。爱民如子。其有笞杖之刑，亦只示辱而已。且清白自持，但饮邑中一水，馀无所取。百姓比于召信臣。 张彦博，嘉佑二年（1057）宰斯邑。有雷厉风行之风，有宽厚待人之量。老百姓一旦犯法，不用审问，不用动刑具，囚犯的罪行就会一清二楚；老百姓也无不佩服他办事效率高。所以，县令梅泽在堂壁上题词：“由太平以至元丰，历百馀年，临是邦者惟闻许公世昌、张公彦博仅称贤令焉。”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兴化置县；到了宋神宗元丰时（1078-1085）恰恰经历百馀年。 其三，庆历新政以后福建教育名列全国先进行列，这与蔡襄任福建转运使开好头息息相关。朱维干在总结麻沙出版业的文化背景时说：“政治上兼收并蓄，是仁宗时才有，南北的畛域解除了。于是，‘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福建史稿》上册247页）在这里，宋仁宗的政治特色总结出来了，但是语焉不详。要是能说得具体些，变化原因很有可能那时也就找出来了。 2012年6月5日笔者在《莆田晚报》发表了《庆历新政和兴化军三县教育的变化》，拙作说：“首先，得中进士者数量增加了。据《重刊兴化府志》即弘治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开科取士始，至庆历二年（1042年）82年，兴化军得中进士93人，其中，莆田县63人，仙游县24人，兴化县6人。从庆历六年（1046年）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仅仅24年，兴化军得中进士就达到94人，其中莆田县67人，仙游县23人，兴化县4人。以后，那是越来越多了。”兴化军是如此的，全省各地也是如此的，因为庆历新政的抑侥幸、精贡举政策在起决定性作用。否则，哪会有什么变化？！那么，谁在抓政策的落实？很显然和蔡襄任福建转运使息息相关。这是因为只有落实了，才能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 列宁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蔡襄不论在京城，还是在地方任职，都是政府官员的好榜样。蔡襄在京城当小官时，关心的是国家头等大事。宋仁宗做错事，是非颠倒，蔡襄当即写《四贤一不肖》予以纠正，还引起了京城知识界、出版家的共鸣，大量发行，广为宣传。后来，蔡襄不仅没有被问罪，而且还被宣入宫知谏院。这说明不打不相识，赢得了宋仁宗的信任。到了后来有了名气，他仍是个实干家，而且还能上能下，在任福建路转运使时，认真落实庆历新政，为福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所以蔡襄称得上是宋仁宗时新型的民主斗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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