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歌外的事时常让我身心俱疲，但回想起又难免扼腕追悔，无非都是些柴米油盐营役浮沉的琐屑，远不如平仄中的快意恩仇来得洒脱，更遑论韵律中的诗酒年华令人惬意，却偏偏消持着一个人过半的精力。人活一世，被命运圈养其中，偶有幸运儿审时度势一跃而出，留下其余同类继续忍受着亡羊补牢后更为严苛的管束。我感恩命运待我不薄，但也无意于索取更多的天时地利人和，惟愿听天由命，该吃草吃草，该喝糠喝糠，兴致来了便就地打个滚，看见天空很蓝云朵很白，亦会赞叹几句。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绝望中保持舞姿也就成为了历代诗人们的集体映像。这么说来，与其将诗人看作是儒家子弟，倒不如称之为道门信徒更为贴切。但诗歌本身也是一种宗教，它提供了跃出命运樊篱的第二种途径，扭转了原本毫无方向地散射着的人性向心力，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一种删繁就简的自觉回归。 有那么一刻，当我面对电脑屏幕上卓铁锋大哥发来的旋将付梓的诗稿时，“随行者”这个标题曾一度令我困惑：谁是他的随行者，又或者他是谁的随行者？后来，“回归”这个词给了我巨大的启发。人们常说，写诗是一件矫情的事，在我看来，写诗其实无比简单：一盏灯，一张纸，一把笔足矣。古往今来，灯的样式被不断丰富，纸笔的形态也千变万化，唯一不变的是灯下镌刻诗心的那份宁静。在与声色犬马的对峙中，这份来之不易的宁静即是一种回归。 为此，他在同名诗《随行者》中写道：“像一个虔诚的行者/一座山只有鹅毛的重量/它带着我/与我亲爱的诗歌/出没于这个城市的角落”。出于对诗道的信奉和坚守，先前横亘在眼前的更甚于“山”的风起云涌也终能如“鹅毛”般举重若轻。他对诗的随行，其实正是基于这种对生活的忠实：有时是在《仲夏之夜》，听见“午夜的雷/敲在城市的肚皮上/轻一声，重一声”；有时是在《江南下雪的早晨》，看见雪“飘飘洒洒/如一场没完没了的舞会”；有时是在《十月十三日：去杭州看老友任轩》的路上，“经过一个酒店/经过一个橱窗/经过一个服装卖场/经过天桥下行人走廊”；又有时是在《厦门行》的途中，“平生第一次，拿大盖碗喝酒”，体验着一场“摇摇晃晃/晕晕欲睡”的醉酒。不仅于此，为了还原生活的真实感，他在每一首诗末尾都添上了创作的时间或地点。读诗至此，似曾相识的流年，蓦然回首的来路，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交汇。从2003到2012，对于我正是从《东风破》到《红尘客栈》的时差，前者有人生初见的惊艳，后者有名利俱抛的豁达；从温州、金华、杭州到苏州、北京、厦门，他的江南亦是我的江南，他的国家也是此间每个人的国家。不得不说，这份朴素而直接的共鸣比任何一种说教都更为深刻。 既如此，何不赋予这苦行般的经历与吟咏以一种更有意韵的名称？思来想去，权且叫江湖好了：东南西北，划出疆域；官贾兵农，催生恩怨；熙来攘往，勾勒一生；煮酒衔杯，不枉今世。清风抚山岗，明月照大江，说的就是这其间蕴藏着的游侠情怀。许是命理中有着纯正的江南血统，在卓铁锋的诗歌中，随处可见经中国传统文化淬炼后的古典浪漫主义。他在《新汉诗和旧唐宋》、《词牌诗》和《赠人诗》等组诗中，通过对古诗词的阅读和再造，表达着自己对盛极一时的唐宋诗朝的景仰以及对伟大诗人的致敬，并完成了对全新的诗写姿态的重塑。这种重塑，是诗人对所处文化环境的自信，对个体美学追求的自知以及对传承优秀传统的自觉。此后，“诗人们来自四面八方/坐火车，轰轰烈烈，路过高山大泽/相逢一举杯，就成了兄弟，就成了姐妹”（《文期酒会》）、“要写诗，让世间万物男欢女爱，/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无题》）、“登鼓浪屿/找那条不知名的巷子/看看当年那位/卖杏花的小姑娘”（《深巷》）等古今交错虚实结合的佳句屡见不鲜，这些句子在各自的章节里，对写作背景的重现和感染都起到了正加成的作用，显现出他的驾轻就熟。 当然，在卓铁锋的这十年诗江湖中，除了收获这一本集子之外，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诗友以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酒事，更有突围诗群的峥嵘岁月。所谓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这些与诗歌有关的故事，又有着比诗歌本身更为隽永的回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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