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溪草堂”是明代礼部尚书林尧俞1625年编篡《显圣录》母本和写首序的地点。因而,它是研究妈祖文化不可或缺的圣地。 然而,“南溪草堂”究竟在哪里?却始终是莆田历史文化之谜。 去年,笔者结合多次到九龙谷一带的田野考察,以及新发现的宝峰禅寺,认定“南溪草堂”就在莒溪溪南村宝峰寺山下、虎堀溪畔,而并非在广化寺旁3里处。 对此,阮先生在两篇关于林尧俞的评传中提出异议:“近有人考证认为,南溪草堂是在常太的莒溪,完全把林尧俞草堂的方位搞错了。……违背众多的历史记载”。他引证的史料之一,为明代何乔远《闽书·方域志》“凤凰山”条目:“(南溪)去寺三里,有大迂坑。乱山中,有泉喷涌,汇为澄潭,两岸如削。邑人宗伯林尧俞辟治之,曰:南 (溪)。山负乎楼背,水周乎堂下。” 然而,何乔远《闽书》所载之南溪,与“南溪草堂”无关。理由很简单——何氏写作《闽书》时,南溪草堂尚未诞生!何乔远(1558-1631),字樨孝,泉州城内人。明万历十四年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其为人刚直不阿,持正敢言,因而累遭权贵排挤,两度辞官归家,居家二十余年。经查,万历四十年(1612)起,居家著述的何氏开始纂《闽书》。历时8年,万历四十八年(1620)书成,共154卷。其材料主要来自福建各府州县的志书。 而按阮先生考证:明天启五年(1625),林尧俞告假回乡。“林尧俞归莆后,于城南南溪岭建别墅,名曰南溪草堂。”也就是说,《闽书》成书5年之后,“南溪草堂”方才问世。试问:成书日期与“南溪草堂”问世前后整整存在5年“时间差”的史料,怎可能“对南溪草堂的记述甚为明晰”呢?!换言之,从《闽书》是绝对读不出“南溪草堂”来的。 造成误解“南溪”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在于不知晓得它其实是险峻的“南溪岭”之缩称。成书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莆田人林登名所著《莆舆纪胜·长基岭》载:“凤凰山之南,有岭高危,近三四里间,则南溪之胜可寻也。由南溪岭而上,……三径相联处曰接待岭”。它逶迤于今广化寺至龟山寺的道路上,长“近三四里间”。一位亲历者称,他30年前途经修葺一新的“南溪亭”,就在广化寺通往朱坑(是否就是何乔远转述的乱山中的“大迂坑”?待考)的路旁,内供奉山神、无常塑像。亭联中有“南亭位此复芳名”、“旧貌换新颜念昔善人立丰功”等语句。可见就是后人所谓的“今遗址犹存”的南溪亭。上述联句也证明,林尧俞在凤凰山南面、南溪岭之上,确实留有遗迹,那便是“南溪亭”,而并非“南溪草堂”。笔者揣测,“林尧俞辟治”的,应该就是“南溪亭”。其四周景色不错,有乱山、泉潭,“山负乎楼背,水周乎堂下”(《离骚》曰:水周于堂下也)。亭子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供人驻足观赏景观。但亭与屋二者岂能划上等号? 反过来想想吧,如果南溪草堂真的就在南溪亭子旁边或附近,饱学之士们总不会漠然视之,或者糊涂到主次不分,喧宾夺主吧?看来,造成误解“南溪”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知晓得它其实是险峻的“南溪岭”之缩称,其错误思路是“南溪岭”=“南溪”=“南溪草堂”。 其实,从南溪亭的设置,应该就可以想见南溪草堂与之有相当一段距离。亭子古时候常建于路旁或园林之中,以供行人和游人驻足休憩,它因功能而得名。《释名·释宫室》:“亭,停也,亦人所停集也。”所以三里一短亭,五里一长亭,“长亭更短亭”,其最主要功用就是供行走之人止步歇脚的。 南溪草堂不在广化寺近旁的理由之二是,如果二者真的近在咫尺,那么,林尧俞等人在诗篇中也应该留点痕迹吧——不至于只见龟山而无视更加著名的南山吧?而且,明万历之后的诗人们游览广化寺,理应也会提及名闻遐迩的南溪草堂吧?很可惜,查遍包括《莆田广化寺诗选》等上百首诗词,依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