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具有无穷的魅力。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旦遇到问题,中国儒学往往当即给了明确的参考答案。这是因为中国儒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历史经验十分丰富。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老彭,《四书集注》说,“商贤大夫,见《大戴礼》,盖信古而传述者也”。这就是说,中国儒学传述历史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有原则性的。“述而不作”,大意是说,对历史文化遗产要认真传授,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既不夸大其词,也不任意缩小,力求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决不能断章取义、偷梁换柱,张冠李戴、添枝加叶。这是因为论述是否到位,直接关系着历史文化遗产的命运。有了这个原则,尧舜禹之道等才能代代相传,中华民族才能不断谱写新的历史篇章。所以,中国儒学是一门学习和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展,传播尧舜禹之道的社会科学,随时随地向读者显示了历史教育的魅力。 中国儒学历史教育的魅力源于拥有十分丰富的史前文化资料,这是其他社会科学着作无法比拟的。孔子在《礼记》的《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孔子还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这就是说,大同社会存在于夏朝建立以前,而且还有众多的历史记载。这是十分难得的。凡是上过中学的就知道,夏朝建立以前的社会是原始社会。那时社会生产力低下,特别是旧石器时代,人们使用的工具仅仅是敲打了的石块,外出打猎要跟豺狼虎豹面对面决斗,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但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却让人类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步一步地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长达几百万年之久。那真是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 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1世纪,孔子生活的年代是公元前551——前479年,二者相距十五六世纪。这是孔子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孔子的学生也得到了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这是因为“巧媳妇难煮无米之炊”,学习和研究历史需要丰富的历史资料。孔子和他的学生有史前资料可以研究,而2500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很难看到那些,一则历史资料丢失了,二则即使有,那些文字我们今天也看不懂,宛如看“天书”。很显然,礼运篇的记载具有非凡的魅力。这是因为孔子对大同社会的论述说明史前文化在那时还没有失传。 历史是一面镜子,具有借鉴作用。面对大同社会和三代之英,许多人感慨万千,赞叹不已。孔子正是这样,因为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了的春秋,却是大道“既隐”即太阳被乌云遮蔽了。周王无能,诸侯、文武百官贪得无厌,越来越疯狂,彼此之间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把天下搞得乌烟瘴气。而且,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非正义战争不断发生,徭役、兵役、赋税十分繁重,给天下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这就是说,勤劳勇敢、大公无私的民族祖先,后来也出了一些不肖子孙,他们见利忘义,胡作非为,早就把“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等优良传统丢得光光。这是谁也不能容忍的! 有比较才能鉴别。大道之行与否关键在于教育,在于继承和发扬“天下为公”的民族优良传统。孔子的大同社会和三代之英的经验总结出来以后,首先得到了学生们的接受,许多人成为“王者师”,把老师的主张付诸于社会改革实践。例如孔子的学生子夏就是魏文侯的老师。魏文侯听从老师“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教导,选贤与能,让李悝主持变法,实行“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解决全社会吃饭问题,行了数年,国以富强。从中也可以看出,大道之行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而是只要继承和发扬优良的民族传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就可以做到了,而且还可以出奇制胜了。 所以,“大道之行”与否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荣辱盛衰,决不是一件小事。它不是未来的事,而是眼下要花大力办的事。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成为了切实可行的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即那时根据礼义规章制度,还选举了君臣,形成了领导核心。 结果是国家不断发展,活动地盘越来越大。《论语》的《尧曰》篇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大意是说,尧禅让舜时传授工作方法,并且希望他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当念四海困穷,“天禄”永远保持不变。舜禅让禹时也是这样地命令禹。这一记载说明,华夏政权在那时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四海”的国家,把众多的不同姓氏家庭按地区组织了起来,共同向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建设进军。这是国家形成以后的一系列新鲜事,说明把不同姓氏按地区组织起来,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值得指出的是,在华夏政权的发展中,中国儒学却发挥了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作用。《论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孔夫子创办私学,用六经教书育人,他的教学没有什么神秘感,传授的都是历史知识,例如“大同”、“小康”社会,一一总结出来,介绍给自己的学生,让他们牢记本民族的历史。结果是从战国初年起,神州大地掀起了选贤举能、奖励耕战等新的思潮。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中国儒学历史教育的魅力。中国儒学和尧舜禹之道同时产生,它的职责是传播尧舜禹之道,把国家产生前后一系列历史总结出来,传授给后人,让他们知道今日生活来之不易,不忘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