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从文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大家。1949年之后，沈从文却舍弃了他钟爱的文学，转型成为文物专家。历史在1949年转了个弯，沈从文的人生轨迹也倏忽换了个方向。“谁为为之，孰令致之？”我手捧这本厚厚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试图从中寻找答案。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包括四十几篇笔记、随笔、讲稿和学术文章，涉及器皿、织锦、服饰、书画等等，还谈了个别地方的民俗文化，可谓是包罗万象、琳琅满目。虽是学术文章，但沈从文的文学气质时不时隐现于字里行间，使得全书不仅成为了文物鉴赏专着，更洋溢着历史大散文的人文氛围。 譬如他说《古代镜子的艺术》，上溯至春秋战国，汉、晋、唐、宋，每个朝代铜镜的造型、图案、花纹，沈从文娓娓道来、细致美妙，我的感受，何止是一堂国学常识的普及，更是一种美学的熏陶。沈从文说唐代的物质文化整体健康而活泼，充满着青春气息，唐镜厚实而洁白如银，造型则突破了传统圆形的束缚，出现了各种花式镜。沈从文列举葡萄鸟兽花草镜、麒麟狮子镜、骑士玩菠萝球镜、太子玩莲镜等说明唐代对于外来文化的兼容并收，又举嫦娥奔月镜、真子飞霜镜，王子晋吹笙引风镜等说明唐镜与道教文化的关系，其后更描述了唐镜的各种花纹，还谈及镜子与男女婚恋。唐之后的宋代，沈从文用“活色生香”来形容宋镜。于我看来，“活色生香”这四个字，恰可以形容沈先生的文字。边城的跫音，从未远去。 彼时彼刻，世界纷扰。文学成了一种罪。某句不经意的话，或许就会触了逆鳞、犯了忌讳。沈从文决意告别文坛，然而他的书生意气、内在风骨，于万般困窘的遭际中，却在那些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中尽可能地留存。沈从文沉浸在中华传统的艺术与文物之中，为自己建造了一个避世隐居的心灵栖居地，在乱象纷呈的世道中寻觅一方乐土。相比那些喧嚷的人言（例如1948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刊发了郭沫若攻击沈从文的文章《斥反动文艺》，说沈从文“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沈从文更愿意和这些不说话的器具在一起吧。 文学上孜孜不倦的沈从文，从事文物研究，同样治学严谨。沈从文强调“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他说“文学、历史或艺术，照过去以书注书方法研究，不和实物联系，总不容易透彻。不可避免会如纸上谈兵，和历史发展真实有一个距离。”他批评戏剧《屈原》使用三足爵喝酒，违反了历史的真实，因为从无战国三足爵出土，出的全是羽殇。他又列举十三条，来指正余、宋二位先生文物研究中的不妥之处。他试释“长檐车、高齿屐、斑丝隐囊、棋子方褥”，说“世上应当有不怕麻烦的年轻人，敢于学习，认真实践，必会从中明白一系列前人不易明白的问题，使得仿佛静止的过去历史，有可能重新恢复他原有的活泼面貌。”如果能多一些如沈从文这样不怕麻烦的人，是国家和民族的幸运。 那时候，这些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为正统专家学人始终不屑过问的，沈从文却完全像个老乞婆，到处忙碌着去收集。他费尽心思从民间弄到敦煌唐代望云气卷子，却被领导批评“乱收迷信书籍当成文物”。沈从文只能笑笑。这则故事沈先生记载于《无从驯服的斑马》，文后编者注明：“这是作者写于1983年春的一篇未完成作品。”忽觉心酸。沈先生真是呆子。1983年了，终于可以说一点这样的故事了，而在故事发生的当年，这些都不能说，不可说。直至今日，它们也只能是“未完成”。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静默着。沈从文想要在一片喧嚣中安顿疲惫的灵魂，真的做到了吗？ 1988年，汪曾祺为初版的沈从文《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做序，结尾说道：“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的成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算不算损失？”这个问题，谁来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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