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举制兴起于隋朝，在唐代已日渐发达。宋代，由于统治者长期奉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并对唐代科举制度中的许多积弊进行了改革，宋代科举制日趋成熟，并且表现得更加开放和规范，如扩大科举取士名额，实行公平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放宽应试者的资格限制，大大激发了广大寒门学子参加科考的热情。因此，一般的家庭都会促其子弟去读书应考，争取科名以“光宗耀祖”。仙游地处闽中地区，素有兴学重教传统。宋代，仙游文化教育事业发达，士子勤奋好学，名扬海内，出现了科举兴盛的局面。蔡襄在《兴化军仙游县登第记序》说：“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宋代黄岩孙编撰的《仙溪志》记载：“仙游地方百里，科第蝉联，簪缨鼎盛，甲于他邑，自昔有‘一门两公相，五里三待制’之谣”。仙游因而被誉为“海滨邹鲁、“文献名邦”。 宋代，仙游进士数量大幅增加。受各种客观原因的限制，仙游在唐代很少有人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者更是少之又少。据记载，仙游在唐代中进士人数为13 人，到五代时只有2 人。这种情况在宋代科举制度下发生了变化，中进士的人数出现巨大飞跃，自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郑元龟考中进士开始至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傅翘叔、傅腾辉并举进士，境内登进士第共587人，占仙游古代进士总数662人的88%多；若与宋代福建籍进士总数7000多人比，仙游则占了8%多。从同一年间登第人数看，仙游士子在同一年间登第人数达10人以上的有18次，最多的一年是在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全县登第者达19人。因此，宋代是仙游科举十分辉煌的朝代，“科甲冠八闽”名不虚传。 宋代，仙游士子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者众多。宋代科举一般分三级进行：州郡解试—礼部省试—殿廷殿试，殿试发榜分为五甲，第一甲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要通过层层考试，在数量众多的考生中脱颖而出实属不易。而仙游士子在乡试、会试、殿试中居榜首乃至夺魁者不乏其例。获状元的有3名，郑侨于宋乾道五年（1169年）考中状元，名列《宋历科状元录》(福建籍有19人)。薛奕于宋熙宁九年（1076年）中武状元，是我国历史上可考的首位武状元。叶岂页于宋宣和六年（1124年）为武科状元。蔡襄的孙子蔡佃于崇宁二年(1103年)考中榜眼，《仙溪志》称：“襄孙本为第一人，以鲁公京当轴，降为第二人”），王迈于嘉定十年(1217年)获殿试第四名，丘渔于宝庆二年(1226年)为殿试第五人。陈说之于天圣八年(1030年)为殿试第六人，叶大有于绍定五年(1232年)获得省试第一名。 仙游素有“家贫子读书”的优良传统，加上科举取士的刺激，民间读书风气很盛，在宋代形成了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出现了一批科举世家。据《仙溪志》记载，一门登进士第超过10名以上有四个，即：赖店罗峰傅氏从宋治平四年（1067年）傅楫考中进士至咸淳十年（1274年）傅雷龙、傅虎臣、傅登炳等被录取为进士为止的207年间，先后出了25名进士。枫亭蔡氏从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蔡滚考中进士开始，一直到南宋淳佑七年(1247年)蔡仪国被录取为进士为止的220年间，蔡氏一共产生23名进士，其中1名榜眼即蔡佃；2名宰执即蔡京、蔡卞兄弟。许氏从庆历二年（1042 年）许程考中进士开始，连续六代有12人登进士第，叶氏从叶宾至叶大有共有11人考中进士。同时还出现父子、兄弟同登进士的盛况，父子同登进士第的有14对，兄弟同登进士第有15对，其中有4对兄弟在同一年同科考中进士。 科举制是宋代选拔人才最重要的手段，它激发了广大学子科举入仕之路的欲望和决心。学优登仕，仙游人通过科举登第走上政治舞台，在宋代政坛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如蔡襄忠国惠民，称为庆历名臣；蔡京、蔡卞兄弟几度拜相，名显朝野；叶 清廉公正，官至尚书左仆射；郑侨位及副相，被封赠太师、邠国公；陈谠官至兵部侍郎。薛奕在对西夏的作战中阵亡、叶岂页抗金为国捐躯，芳名流传千古。据《仙溪志》记载，仙游人在宋代任侍从、台谏有10人，傅楫父子均任侍从，蔡襄一家出过四代侍从，同时还出现一个家族多人任监司、郡守，兄弟同时任监司、同拜刺史等局面。 宋代仙游科举事业的发达，对士子的成名成才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庞大的进士队伍中，不少人在文学、艺术、科学、书法等领域有过重要贡献，成就斐然。刘克庄称赞仙游“魁彦胜流不可胜书。”许多人着书立说，留传后世。如蔡襄被黄庭坚誉为宋代“翰墨豪杰”，与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大书法家，他所撰写的《荔枝谱》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介绍荔枝的专着；《茶录》是我国继唐代陆羽《茶经》之后的又一部茶叶专着，着有诗词370首，朱熹称其“文章见重外夷”。傅楫被宋徽宗和曾巩、曾布所推重，著有文集35卷；有孙觌称其文赋“魁琦玮丽”、诗词“震越洋 ”的傅谅友；蔡京、蔡卞两兄弟合编有《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王迈擅长写诗，诗风清朗俊伟，刘克庄赞誉他“策好人争诵，名高士责全”，留有《 轩集》16卷。仙游人在宋代文化各个领域的出色表现，客观上促进了仙游教育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名人的示范效应，客观上带动了仙游学子更加勤奋攻读，为科举培养了一批素质较高的后备人才，进而推动仙游科举事业更加发达，仙游科举教育文化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局面。因此，仙游科举盛况在宋代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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