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写《定风波》这首词时，已是被贬到黄州的第三个年头了。 “乌台诗案”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曾经的荣华富贵骤然消失，从无限风光的仕宦成为朝廷放逐的对象。从此，他的人生便经历多次的起起落落。逆境对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真正的强者，不会受困于冤曲，不会止步于逆境。对苏轼来说，落寞者成圣，他后半生的磨难成就了一生的英名。 一蓑烟雨，放浪山水，面对风雨，泰然处之。旷达、恬静、超脱、乐观铸就出人生的高度，让我们看到苏轼非同凡人的品质，也让后人明白，苦难的宿命并非只是沉沦。在黄州，一词两赋横空出世，“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成千古绝唱，创豪放派词风，若无旷达心胸，何以能成。 历史上每个时代总会涌现一批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大都有不同寻常的经历。而如苏轼般的境遇，却并不多。他屡经磨难，十几年的贬谪生活成为生命中的主题。在被贬黄州五年后，奉诏赴汝州就任途中，幼儿不幸夭折，丧子之痛使他备受打击。之后，虽历东山再起，有过一段平静的生活。但不久又受人诬告，被外贬颍州、扬州、定州等地。在被贬黄州十年后，又一路向南被贬到惠州，但他淡然面对，写下《惠州一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爱荔枝，更爱南方山水，“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淡泊的襟怀和宁静的心境一览无遗。 噩运似乎并未从此停止，三年后，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流放到荒凉的海南岛儋州。在宋代，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但一个超凡卓越的人总有办法让自己的心境平静下来，他不为褒贬所困，不为毁誉所扰。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日记中幽默地写道：“天地在积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他把海南作为展示自己才华的广阔舞台，开教化，启心灵，改世俗，留下了浓墨重彩。可以说，朝廷的放逐使海南有幸迎来了一位文化拓荒者，海南文化自此融入中原文化，苏轼用他的才智和影响力改变了海南的文化习俗，东坡遗风至今在海南仍隐约可见。 人生起落无常，淡然面对并非易事。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样的境界，知易行难，说易做难,而苏轼却做到了，这正是苏轼的超凡之处。政治流放锻造了一种伟大人格，造就了一位文学泰斗。在被贬的生涯中，他向世人展现了完全独立的人格，这是凡夫俗子所无法理解的，世俗心灵所无法抵达的。他曾自嘲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既是对人生的潇洒回首，也是对人生的深刻感悟。 苏轼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散文列入唐宋八大家，书法与蔡襄、米芾、黄庭坚并列“宋四大家”，同时是中国词史上豪放派的始祖、中国文人画的重要人物。而他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还应是精神的超逸和人格的独立，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写道：“他快快活活，无忧无虑，像旋风般活过一辈子”。国学大师钱穆评价道：“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 虽历经风雨，却能顺其自然，把握人生机遇，创造非凡业绩，这正是对洒脱心态的皈依。心态决定状态，但这需要一个人有宽厚的胸怀和强大的承受力，苏轼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这个道理。 英国诗人兰德写道：“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这种超然淡定的心境，与“一蓑烟雨任平生”亦有雷同之处。 大江滚滚东去，草木有枯有荣，唯有精神长存于世。或许我们一时还无法抵达苏轼的内心世界，但他的精神和气质，是一种尊严、一个标杆，是滚滚红尘中患得患失的人们所应当敬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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