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方崧卿的一生,在仕途和学术上都取得双丰收,对后世也产生过影响。虽然《宋史》中无传,但宋人文集及地方史志都有关于他的资料记载。 方崧卿(1135—1194年)字季申,兴化军莆田县人,自幼丧父,聪慧好学。隆兴元年(1163)登进士第,授绍兴府教授,后因丁忧在家守孝3年。从乾道二年(1166)起,崧卿一直担任地方官,他“起家湖广总领所干办公事,秩满升从事郎,尝循文林郎,添差淮西安抚司准备差遣,会省员,徙两浙路转运司属官,积营造功修职郎,用荐改奉议郎” 。 淳熙三年(1176),他升信州上饶知县,任职期间,实行宰相叶 (兴化军仙游县人)的治县法,深得民心,初显其政治才华,受上司称赞。周必大说:“故人林子方,才高而守正,吏事号强明。其守信州,称上饶宰方君季申不容口。”明《兴化府志》记载:“潘峙为常平使者,以崧卿政绩闻,得旨都堂审察,通判明州” ,那是淳熙八年(1181)的事。方崧卿在明州政绩颇丰,得到当地吏民的赞许。他到明州的当年秋季,天大旱,百姓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绍兴府郡守派3个属官巡行各县,察看灾情,只有方崧卿主政的奉化、象山2个县没有饥民,社会秩序井然,可见其治理有方。 秩满,方崧卿知南安军。在职期间,他注重文化和教育,“肇新贡院,修教简严” 。史家说他“律身廉,莅事勤,平易得民” 。绍熙元年(1190),他改知吉州。由于他出众的政治才能,为时人赞叹。方志曰:“吉(州)称难治,地广民众,以故其事亦繁多” ,但他办事干练,“决事如流,庭无留讼,未及期,州已大治” 。崧卿快刀斩乱麻似的处理刑狱,却没有冤案,离职后也无人能易一字。同时,他还以儒者干政,不忘提倡文化事业。庐陵是欧阳修的故乡,时有欧阳修的祠堂,年久失修,无人过问。他知道后,待政事稍定,就着手筹建六一学堂,自己出钱物,派人修葺欧阳修故居,并搜集欧阳修诗文及《集古录》刻于石,以广流传。史称:“罢米运力胜钱岁万余缗;减放诸邑月斛钱岁六万八千缗;作六一堂于郡治东北隅,祀欧阳文忠公,搜遗墨八卷,刻石其中” 。 因治理吉州有功,第二年,他升任广东路提点刑狱。在任期间,他忠于职守,“儒雅,饰吏廉” ,弹劾不法官员。尤其是他上疏皇帝罢免肇庆府通判刘涣一事,更是声名远扬。明《兴化府志》云:“以二广去朝廷远,权摄冒滥者众,力请痛革之,一路肃然” 。绍熙三年(1192),崧卿转任广西转运判官。在职期间,他大胆改革盐政,收效很大。南宋孝宗时变盐法,官府垄断盐的生产与销售,造成很多弊病。官府盐长期积压,财政困难,盐的质量低劣,价格昂贵,百姓怨声载道。方崧卿长期任地方官,深懂理财之道,同情人民疾苦,对盐法的弊病认识得很清楚,决心革除弊政,上书痛陈盐法之弊,要求变法,得到朝廷允许。 他改官府垄断为官商共卖,既增加了官府收入,又便利了老百姓,并总结改革的经验教训,编为12条上奏给朝廷。他见广西路赋税沉重,认为应该减轻人民负担,于是上书请求废除“鄂靖钱” 。正如志书所载:“改定盐法,奏罢岁解鄂靖钱十一万缗。方采访盐课利害,编为书十二条上之” 。方崧卿还经常了解民间疾苦,察看一路利病,“躬昌灾瘴,遍行湘、衡、钦、廉、林、贵州” 等地,因而积劳成疾,所至皆有惠政。朝廷为了慰劳嘉奖他,以“京西风土高爽易漕” ,擢其任京西转运判官。绍熙五年(1194),方崧卿卒于官所,时年六十岁。 崧卿居官30年,宦迹遍及福建、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等地,嘉惠任职各地。其子方信儒在当时名气很大, “文采、吏治皆有可观” ,开禧(1205—1207)年间,曾三次出使金国,“以口舌折强敌” ,名扬四方;他学识渊博,“贯穿群书” ,“时语出惊人” ,与周必大、杨万里、陆游等交游;诗文“平夷妥帖无斧凿痕” ,《宋史》有传。 在方崧卿死后数十年,方信儒任广西转运判官时,看到当地“父老即永守寺西庑祠京西公(方崧卿)……歌咏记述焉” 。当百姓得知方信孺来任职时,“父老迎拜悲喜,既相与画公像,春秋报祠公” 。由此可见,当地老百姓对方崧卿的怀念之情。 方崧卿有政治才能,可惜一生未能做高官。周必大惋惜地说:“君之才使仕于朝,掌邦计,修吏牒,无不可者,而用流郡国,粗试所长,无以大显于世,可惜也。” 志书评价:“崧卿自治严,接人一团和气。平居常以‘宁人负我,无我负人’之语戒饬子弟。所得禄赐,半为抄书之费,家藏书四万卷,皆手自校雠。” 崧卿死后,周必大作《墓志铭》 ,叶适撰《神道碑》 ,略述其生平事迹。后人有关方崧卿的个人资料均出自此处,如民国《福建通志》卷四十四人物传、明弘治《兴化府志·方崧卿传》、清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二十四人物志等。 方崧卿不仅做事做官为时人称道,而且其学术成就也非常突出,不亚于他的政绩。他著述很多,可惜大多数亡佚,如今能见到的只有《韩集举正》和《韩文年表》及所校理的《昌黎先生集》的一部分。据有关史料记载,崧卿非常喜欢韩愈诗文,长期校勘韩文,用力颇深,取得了丰硕成果。他最大的贡献是对韩愈诗文集的校勘,其结晶是整理出版《昌黎先生集》,并撰成《韩集举正》。 南宋时,韩愈诗文集流传很广,版本众多,但各种版本质量参差不齐,有的错误百出,甚至不堪卒读。方崧卿对此状况十分忧虑,决心整理出一个善本,于是广泛搜集韩文各种版本及有关资料,认真校勘。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完成并在淳熙(1174—1189)年间刻于南安军,世称淳熙刻本。淳熙刻本《昌黎先生集》在当时十分流行,朱熹说韩文“近世南安本号为精详” ;叶适称“韩文行于世二百年,其始所从,家异人殊,不能相一,学者患之,公会证旁引,为书二十余卷,得以据依,他本废矣” 。可见淳熙刻本质量之高,影响之大。 在校勘韩愈诗文集时,方崧卿写了一些与《昌黎先生集》有关的著作,其中《韩集举正》,就是他校理《昌黎先生集》时做的校勘记,附刻于《昌黎先生集》,在流传中与《昌黎先生集》分离,单独流传,后人名之为《韩文举正》或《举正》。《韩集举正》是宋代一部“独立完整的校勘学专著” ,体现了当时的校勘水平,在校勘学上有一定的贡献。它使用校勘符号,“是校勘专业化的标志” 。总之,《举正》的出现标志着宋代校勘事业已达到了新的顶峰,方崧卿不愧为南宋私家校勘的代表人物。 方崧卿集众家之长,整理出《昌黎先生集》。朱熹所校理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即是以方氏校本为基础,而朱子校本又为后世韩集的基础,后代比较全的韩愈诗文集都是从朱子校本演化而来,如《世彩堂昌黎先生集注》,廖莹中在校例中说:“以朱子校本考异为主,而删去诸家要语附注其下。” 之后,虽有人搜集到轶文,编入文集,但是数量不多,不足以动摇朱校本的体系。方氏校本前,韩文版本复杂,各版本篇目混杂,讹错较多。方氏校本出,经朱熹重校补缀,成为讹误少、内容齐全的版本。由此可见方氏校本《昌黎先生集》是现代《韩昌黎集》的基础。 方崧卿能取得丰硕的学术成就和自己的努力及当时社会的学术气氛分不开。方崧卿早年生活在莆田,这里学术风气浓厚,人才辈出,方氏名士尤多。清人李馥《闽中理学渊源考》特设《莆阳方氏家世学派》, 记载莆田方氏家学在五代及两宋的盛况。他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从小受到文化的熏陶,虽然少孤,但是有志于学。早年在家刻苦读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出仕后仍不辍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利用官俸大量聚书。时人称他“公学极原本,有书以来无不通习” ,“风神警迈,议论过人,才具恢宏……博观载籍,因流溯源,不极(及)其本弗措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