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超是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被公认为一代旷世奇才。他的学生有蔡锷、蒋百里、张君劢、徐志摩等人，各有建树；就连鲁迅、毛泽东、胡适等人，也深受其影响。梁启超成绩的取得，来源于他的勤奋好学，以及科学的读书方法。 梁启超自幼聪明绝顶，四、五岁就读完了《四书》、《诗经》；6岁在父亲的教导下，五经卒业，除经学外，还读《史记》、《汉书》、《古文辞类纂》等；9岁时，能作千言的文章；12岁便中秀才，17岁中举，被誉为“岭南奇才”。他自称在清华教学的目的，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 梁启超博闻强记，读书极杂，知者甚多。一次宴会上，胡适说：“中国古诗很多，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这个牲畜没有人作过诗。”梁启超马上反驳：“不见得，清朝乾隆就写过‘夕阳芳草见游猪’的句子。”乾隆一生作诗无数，佳作甚少，少有人读，由此可见梁读书之杂。他每次去清华上课，在车上总是手不释卷，进了校门，才把书装进提包里，但一到教授休息室，他又把书打开了。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凡研究学问，既要能钻进去，又能走出来，才不知为人所蔽，而能自由所得。所以说，古人说读书就是攻书，这个“攻”字很有意义，要很好地体会。 梁启超强调不动笔墨不读书。他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明确提出：“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个条陈：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是抄录或笔记。”他进而解释说，大抵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其有用者，即刻抄下。资料渐渐积得丰富，再用眼光整理分析它，便成一篇名著。这种工作，笨是笨极了，但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开这条路。他自己无论精读还是泛读均做笔记，只不过方式略有不同而已。 梁启超热爱讲学著述。一次，梁启超因为醉酒伤风得病，被检查出右心室偏大，脉跳稍快，被医生强令停止一切演讲著述。然而，他竟仍于晚上跑到法政学院授课。当张君劢从医生处回来，听说其师梁启超又去讲课了，仓惶跑到该校，把梁从讲台上拉下，痛哭流涕，要求梁必须停止演讲一星期，并且立刻致函各校，停止梁本周一切演讲。梁启超后到东南大学讲课，发现教室空空如也，竟无一学生到场。经过与张君劢交涉，梁启超才得以保持东南大学的讲席。 梁启超无论冬夏，五点起床，每天工作十个小时，连星期天也有工作计划，不稍休息。他每天必得看完《京沪日报》和一本与《新青年》齐厚的杂志，还要摘录必要材料。每天固定要读日文和中文书籍，纵在百忙中也全部偷懒。他经常以“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来勉励学生们。他一生著述繁多，各种著述达1400万字，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这些著作，是他在近36年的政治活动之余写出来的，足见其勤奋。 1928年9月，在梁启超离开人世间的四个月前，他开始着手编写《辛稼轩年谱》。梁启超与辛弃疾有相同的人生境遇，感同身受，故有编写《辛稼轩年谱》之举。第二年初，梁启超的病情渐趋恶化，身体越来越差，学生们劝他停止工作，多休息。梁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不治而逝。 旷世奇才的读书值得后人称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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