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樵（1104-1162）是我国杰出的史学家，是中国文化史上着名的博学多才者，他不仅在史学、文字学、音韵学、目录学、校雠学、文献学、氏族学等方面有开拓性的贡献，而且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不可忽视的成就。他的代表作《通志》既是一部体现其史学思想的历史巨着，也是一部反映其自然科学精神的学术专着。探讨和研究郑樵的自然科学精神，对于全面了解他的学术思想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自然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强调自然知识的重要 郑樵十分看重自然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在《通志》中，多次指出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与《诗》《书》一样重要，并且要注重“学问” 。对自然知识，他主张要到实践中去印证书本知识、去探索书本所未载的知识。他在《寄方礼部书》中说：“凡书所言者，人情事理，可即已意而求，董遇所谓读百遍，理自见也。乃若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名，不学问，虽读千回万复，亦无由识也。” 郑樵的这种科学见解一语道破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文化知识结构的缺陷所在。他同时分析历代有关自然的学问为什么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 所以，他提出儒生和农圃人应该互相补充，即读书人应该和劳动人民相互交换知识。 郑樵不仅有上述主张，而且在努力实践其主张。为了学习天文，他是一面读《步天歌》，一面观察星象，“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 。为了认识动植物的状况，了解草木虫鱼的性情，他向有实际知识的人学习，“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 。为了考察山川地理的变迁和扩大眼界，他出游名山大川。《夹漈遗稿》中的几首诗作，生动记述他与农圃人的密切交往。如《插秧歌》：“漠漠兮水田，袅袅兮轻烟。布谷啼兮人比肩，纵横兮陌阡。” 又如《采茶行》：“春山晓露洗新碧，宿鸟倦飞啼石壁。手携桃杖歌行役，鸟道纡回惬所适。千树朦胧半含白，峰峦高低如几席。我生偃蹇耽幽僻，拨草驱烟频蹑屐。采采前山慎所择，紫芽嫩绿敢轻掷。龙团佳制自往昔，我今未酌神先怿。安得龟蒙地百尺，前种武夷后郑宅。逢春吸露枝润泽，《大招》二陆栖魂魄。” 这在当时确实是超出传统儒家治学的常规。 古往今来，遁避世俗，结茅山林的文人墨客，比比皆是，但是能像郑樵这样把大自然作为一门学问来学习、探究的，却寥若晨星。的确，南宋的儒生，受鄙视稼穑的旧观念束缚，有的人沉迷程朱理学，而大多数人则为功名利禄所笼络，郑樵能冲破旧藩篱，提倡科学的学习方法，能深入实际生活中去，观察大自然，把自然方面的知识作为和《诗》《书》一样重要的知识，表现出他超越一代宋儒的远见卓识。无怪乎他的《通志》能广搜博引，成为巨着鸿篇。 增设自然知识的篇章 早在上世纪初，着名史学家顾颉刚对于郑樵的注重科学就有深刻的论述：“他为学的宗旨，一不愿做哲学，二不愿做文学，他实在想建设科学。” 郑樵为建设科学，克服了万千艰难险阻，“山林三十年，着书千卷” 。正如郑樵自己回忆读书时的情景：“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 从宣和元年（1119）16岁结庐茅山中，到绍兴十九年（1149）第一次赴京都临安（今浙江杭州）献书，一晃30年过去了。这10000多个白天黑夜，郑樵是怎样度过的呢？他在《献皇帝书》中，给人们开出一份珍贵的时间表和研究成果目录单： “十年为经旨之学” ，着有《书考》《诗辨妄》《春秋考》等；“三年为礼乐之学” ，写出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着作《谥法》《系声乐府》等；“三年为文字之学” ，如《象类书》《续汗简》《梵书编》等着作；“五六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为方书之学” ，写出一批很有分量的着作，如《春秋地名》《百川源委图》 《尔雅注》 《诗名物志》 《本草成书》 《鹤顶方》 《食鉴》 《畏恶录》等；“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 ，写出《校雠备论》 《书目正讹》 《图谱志》 《群书会记》 《集古系地录》等在中国图书目录、校雠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当影响的作品。 郑樵把动植物学的知识称为昆虫草木之学，《通志》二十略的最后一略为昆虫草木，专门论述对昆虫草木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他说：“惟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学之者务在识真，不比他书，只求说也。……臣少好读书，无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性情。” 以郑樵之见，学习植物方面的知识，主要是用昆虫草木学知识来解释《尔雅》和《诗经》的。他指出，假如没有动植物学方面的基本常识，那么，对儒家经籍《诗》的理解，是难以搞清楚的。昔日一些给《诗》笺注疏解儒家学者，正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其结果是越说越糊涂，越说越离谱，以其昏昏，又怎能使人昭昭呢！诚如郑樵所言：“故欲传《诗》，以《诗》之难可以意度明者，在于鸟兽草木之名也。” 连鸟兽草木之名都弄不明白，还解什么《诗》？ 由此可见，对自然界中动植物知识的掌握，不但有助于对人文知识的正确理解，而且也有助于对儒家经籍内容的正确理解。郑樵把动植物方面的知识写进史书，这是以前的史书所没有的，应该说是他的首创。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动植物，社会的外部环境同样有很大一部份是动植物的世界。而人类社会的发展，也表现在对动植物认识的深化，对动植物资源的培育、开发和利用上。《通志》中《昆虫草木略》既有文献典册有关内容的汇集，也有对实际的观察所得。郑樵虽然着重从“明经” 的需要去学习和了解昆虫草木的知识，但他却把自然知识列入史书，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对自然科学独到的认识。这种认识，在中国自然科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 摒弃灾祥迷信邪说 对“灾祥说”的摒弃，是郑樵对正宗神学批判的一个亮点。“灾祥说”宣传天人感应的观点，自阴阳五行学说问世以来，代有其书。如《汉书·天文志》中说：“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 《魏书·灵征志》也说：“化之所感，善恶之来，报应如响。”凡此种种，天被赋予一种超人的有意志的力量，既会操纵历史，也能支配社会，左右历史的兴衰和人事的祸福，包括各种奇异现象的出现，以及自然灾害的发生都被认为是上天的意志显示。自司马迁之后，几乎每一部正史都宣扬这种观点。 然而，天道与人事本来就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灾祥说”如此生拉硬拽地解释，实难自圆其说。乃至宋代，史学家和思想家一方面看出“灾祥说” 的破绽，表现出强烈的怀疑和不满，但另一方面又不敢彻底否定“灾祥说” ，欧阳修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明知“灾祥说”自相矛盾的地方太多，但又不忍心将其彻底摒弃，于是就编造出同样不能自圆其说的“两存说” ：“盖圣人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绝天于人，则天道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 欧阳修的这种掩耳盗铃式的“两存说” 一直影响着以后的《宋史》 《元史》和《明史》。 但郑樵则认为，“灾祥说”是一种“欺天”的妖学，正如他在《天文略》中所强调的“灾祥说”是不科学的。郑樵说，他深入观察天象，写出天文书，意在揭穿这种“妖妄之说” 的骗局。他进一步指出：“樵于《尔雅》之外，又为《天文志》，以自司马迁《天官书》以来，诸史各有其志。奈何历官能识星，而不能为《志》，史官能为《志》，而不识星，不过采诸家之说而合集之耳，实无所质正也。樵《天文志》，略于灾福之说，传记其实，而图其状也。” 郑樵还反对以天文附会社会人事灾祥。他为了说明天文与农业的密切关系，根据四时自然现象的变化来绘图以表“垂象授民之意” ，试图以自然科学知识来说明天人之间的关系。他在《灾祥略》中说：“今作《灾祥略》，专以记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所以绝其妖。……呜呼！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虫之妖，一气之戾，而一一质之以为祸福之应，其愚甚矣！”这是他对人们相信“灾祥说”的愚昧思想发出的抨击之声和强烈感慨。 此外，郑樵在《通志·天文略》中整理记录了包括日食、月食、太阳黑子、陨石、流星、彗星等大量天文资料。仅“日食”一项，书中就保存从周平王五十一年（公元前720）春到隋大业十二年（616）夏共计1336年间的348次日食记录。这些记载说明在看待某些灾异现象时，郑樵总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进行分析、解释，从而彻底摒弃灾祥迷信邪说。 令人瞩目的科学见解 在我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宋代人的贡献。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曾高度称赞宋代的科技成就，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多处提到郑樵和《通志》，并说郑樵的《通志》有“大量的科学内容，应该加以认识” 。其中特别提到《七音略》中的韵图具有数学坐标的雏形。他指出，“在中国语言学发展中这样产生的图表系统，应该得到数学史家们比以往更多的注意，因为精确的表格肯定是坐标几何学的根源之一。这也许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即在历史、语音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中利用数学比在自然科学中利用得更多，虽然我们将看到，在中国数学中大都应用矩阵或表格表示法” 。 郑樵所作的《七音略》与《六书略》是姐妹篇，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看，才能对文字和声韵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在《史记》以后的纪传体史书中有书或志，记录天文、历律、礼乐、河渠、地理和食货等方面的内容，却没有关于文字、音韵方面的内容，这是一个缺憾。郑樵在《通志》中立此两略，是一个创造。他说:“七音之韵，起自西域，流入诸夏。梵僧欲以其教传之天下，故为此书。……臣初得《七音韵鉴》，一唱而三叹，胡僧有此妙义，而儒者未之闻。” 郑樵在书中绘制了一个等韵图，既能“明古人制字通七音之妙，又述内外转图，所以明胡僧立韵得经纬之全” 。等韵的转图源出梵音悉昙章，“转” 就是以一个字母与许多母音轮流相拼，每一个等韵图以一个或两个以上的韵母与三十六母一一相拼，相拼后的音得出来的字，排列成一个图。等韵图把中国传统音韵学的成果和梵文音韵上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用图表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反映出中国文字在音韵学上的特点，《七音略》的韵图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韵图之一。 把《七音略》中的韵图说成相当于一个坐标系统，这是李约瑟独具慧眼，首先注意到的。李博士在他的着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得很清楚，整个韵图从右到左是一个以字首的辅音为“分度” 的横轴；自上而下却是以元音及尾音“分度” 的纵轴。横轴也可用来按乐符分类，而纵轴上各字的位置按四声排列。这样每个汉字的发音，就由所在位置上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上的分度来确定。横、纵两个坐标上的位置一经确定，平面韵图中对应的字的发音、声调等便确定了。虽然韵图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坐标图，但它具有了数学坐标的思想。即便如此，郑樵的《七音略》在宋代科技史上是有巨大意义的。 除上述几方面之外，郑樵对自然科学的认识还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如“盖磁石取铁，以气相合，固有不期然而然者” 。提出了磁石吸针是“以气相合”的观点。从郑樵的全部着作看，他说的“气”是物质的属性。气之相合，是说磁石与铁之间有一种物质的东西在起作用。又如《通志·昆虫草木略》，把动植物分为草、蔬、稻粱、木、果、虫鱼、禽、兽8类（家）。类下分种，如草类（家）首种是芝，芝有龙、丹、金、玉、元、木之芝。芝下还有细分。他对动植物明其品汇的依据，是颜色、形状、产地、习性、用途等，标准不一，多从实用上立论。尽管这些分类受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的观察还停留在表面现象上，但是郑樵对类例的认识已包含了近代的科学分类思想的因素，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总之，“郑樵的学问，郑樵的着作，综括一句话，是富于科学的精神。他最恨的是‘空言着述’，所以他自己做学问一切要实验。……他一方面做分析，一方面就去‘综合’起来：他所做的书每一类里必有一部书是笼罩全体的；结末做的《通志》就是他一生学问的综合。他觉得学问是必须‘会通’的，所有各家各派的不能相通的疆界，都应该打破。可怜他最富的精神就是中国学术界最缺乏的精神” 。顾颉刚先生的这一评价，并非过誉之词。在这里顾先生指出的郑樵的实验、分析与综合等，都属于近代科学思维方式，这正是郑樵之前中国学术界所缺乏的科学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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