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朝廷开设科目,士人可以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一种选官制度。它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善于宋,而延续至元、明、清,先后经历1300年之久。宋代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宋太祖创立的殿试制度,使分级考试逐层选拔臻于完备,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贡举后,进士科成为科举中唯一的科目,不但为同时代的辽、金所仿效,而且为后来的元、明、清所沿袭。同样,宋代福建莆田(时称兴化军)在其科举史上是一个辉煌的里程碑,可以说达到了顶峰。有宋一代,莆田虽偏居福建东南沿海一隅,但科甲鼎盛,俊秀如林,名扬天下,有“文献之邦”的美誉,成为无可争议的科举文化发达地区,使莆田从唐以前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地区一举跃升为人文荟萃之地。 据刘海峰、庄明水的《福建教育史》统计,两宋319年间共举行118次进士考试,录取进士约39000余人,其中福建籍进士7000多人,名列全国第一。而区区只有3个县的兴化军却举进士1014人,诸科、特奏者等742人,为福建进士总数的25%,占整个莆田进士总数(自唐至清2375人)的74%左右。这就是说,宋代所取进士中,每39人中就有一个是莆田人。难怪一代名相王安石会发出赞叹:“兴化多进士。”另据《宋史·地理志》卷八十五和明弘治《兴化府志·户口志》卷十的统计,当时兴化军的人口数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5%,但考取的进士数却占全国进士总数的4.5%。正如邑人北宋政治家蔡襄在《兴化军仙游县登第记序》中所言:“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所以,无论从考取进士的绝对数来看,还是按照人口比例考取进士数而言,宋代莆田科举考试都居于福建乃至全国前列,兴化军科甲鼎盛由此窥见一斑。 宋代殿试,以考试成绩决定等级,唯进士前十名奏请皇帝最后确定。进士一般分为五甲(等),第一、二甲赐进士及第,第三、四甲赐进士出身,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在莆田考取的1000余名进士中,获等级较高者众多。据明代朱希召编的《宋历科状元录》载,宋代共产生出118名文状元,其中有5名籍贯不明。在有籍贯记录的113名文状元中,福建籍状元有19名,其中莆田人就占了5名,即徐铎、黄公度、郑侨、吴叔告、陈文龙,占福建状元的1/4多。这些状元及第者入仕后,在文学、政事等方面作出相当的成就,并担任重要职务。如郑侨、陈文龙官至副宰相,参与执掌朝政;徐铎则仕至尚书,着述甚丰,留有《文集》三十卷、《易谈》二十卷、《群书总要》一百卷等;黄公度更是诗文词赋兼备,有《知稼翁集》十一卷、《知稼翁词》一卷传世。时人称黄公度文“典重温雅,如其为人” ;赞其诗“格律森严,兴寄深远” ,“自成一家” ;说他“以文章魁多士,有盛名于时,胸中洒落,议论宏壮” 。后人也对其词推崇备至,说是“气和韵雅,得味外味;人品既高,词理亦胜” 。此外,在众多进士中,获榜眼的有6名:陈睦、方天若、蔡佃、李宗师、陈俊卿、黄艾;“以赋魁天下者”6名:郑厚、刘夙、林旗、吴锡畴、叶大有、郑泾甫;“为别试所第一”3名:宋椿、林虑、林益严。 宋代是莆田政治精英辈出的时代,而入仕者官居高位更是莆田科举文化的一大特色。终宋一代,莆田人在《宋史》中立传的有39名,其中进士出身的就占24名。出仕官员中位居宰相者3人:蔡京、叶颙、陈俊卿;执政者7人:蔡卞、蔡攸、龚茂良、郑侨、陈卓、陈文龙、黄庸。《宋史·宰辅表》称:两宋期间,居相位者133人,位执政者482人。“执政”指的是副相和枢密院使(含知、领、权等)。官至六部尚书者13人:叶大有、蔡洸、徐铎、蔡翛、陈居仁、林大鼐、刘克庄、刘榘、方应发、方大琮、卓得庆、薛元鼎、林英;侍郎者15人:蔡襄、方会、许敦仁、苏桦、傅义夫、宋棐、林光朝、陈谠、黄黼、黄艾、余崇龟、刘弥正、赵时愿、林彬之、陈彦回。正如时人《仙溪志》所记:“宋世异人辈出,甲于他邑。庆历之谏臣,元佑之君子,乾道之相业,其人物之懿,真足为国家麟凤,皆邑之奇产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