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有人这样问我：你的初恋对象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文学。 我是个农民的儿子，出生在福建莆田一个贫穷的家庭。从童年、少年到青年的十几年间，我放牛、砍柴、犁田、插秧；上学时当过学校的学习委员，辍学后当过乡村的干部、民兵营长，也当过临时工、季节工、三轮车工等等。劳动的汗水，渗透了印遍四面八方的足迹；心灵的历程，刻满了人生的困顿和辛酸。 我至今依然难以置信，就在那艰苦的条件下，童年的我竟然能在一位老公公的指引下，学唱了三十多首莆田俚歌。我甚至不明白俚歌中唱的是什么内容，只觉得琅琅上口，音调好听，就牢牢记下了。年龄稍长，我也还是总在心中哼哼唧唧地唱着这些歌谣，经常在昏暗的灯下翻读手抄的俚歌歌本，并且慢慢地领会了其中的感动。也许，这就是我和文学最青涩的遇见吧。 后来我又接触了古典诗歌。特别是唐诗宋词，我至今仍迷恋不已。记得那时，我每一次重温那些喜爱的诗篇，一种牧歌式的的侵沁着乡野情趣的意绪都会充塞我的心头。那一刻，我忘掉了世上一切痛苦、不幸，沉浸在对故乡山水田园的回味、遐想中。文学在我的眼中日渐婀娜多姿，亲切可人。可是，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开始用诚实的语言表达自己向往和谐与美好的情感。1963年，少年的我第一次在《福建日报》上发表了文章，在校园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学校为此奖了我一支钢笔。这是我和文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至今想起，仍心怀感动。此后，我发愤读书，并陆续在《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福建日报》上发表作品。现在想来，我最初的成功，是得益读书和长期浸染在生活之中，得益于对书本知识和生活积累的淘洗、发酵和提升。1964年和1965年，我因家境困难辍学，但却没有放弃写作，我的充满民歌风味的诗作仍不断发表在省内外报刊杂志上，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小青年，就因为写诗竟也被点名在大字报上。我带着满心疑惑和委屈，开始四处流浪。开初，为生活所迫，我进山挑炭，承受那种年龄不能承受的重压；之后，我又去铁路工地做工，一年后意外地被推选为民兵营长，为几百名民工的生计风雨兼程。即便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依然诗心不死，常常在三更半夜里爬下床，一个人走到工地的路灯下，在一本廉价的笔记本上写写划划。 后来工地上让我去搞宣传，我感觉机会来了。每一次任务完成后，我就一个人躲到简陋的工棚里读书或写诗。写罢，总是摇头晃脑地吟诵一遍又一遍，稍觉不顺，又提笔修改，并以此为乐。这期间，我投的稿件几乎都能在报刊上发表，在工地上也名气大震。一天，忽然从省里飞来一纸公文，原来是省文学期刊《热风》复刊了，一些好心的编辑和领导看中了我，一下把我调到省城去当编辑了。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尽管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我发现，创作的自由度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为此，我也像其他人一样，只能沉默。夜间，我唯一的休息就是读书，读古今中外的名著，以及一些禁书。为了给自己的创作打下新的基础，我还写下了七八万字的读书笔记。那一时期的我，总是带着警惕的目光时时保护自己，内心却又乐观奋斗，百折不挠。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在一些功成名遂的文学老前辈的鼓励下，我这才自觉地接受新时期的文学涌动，决心走出旧模式，找准自己的创作方位。之后，笔耕不辍，习作频出。1985年，我终于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此后，在省作协工作期间，我还兼任了《散文天地》主编，并潜心创作，从不停歇。至今，已出版了10多部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集。 我是从乡土和贫困中走出来的一代作家，尽管我深知在文学的道路上，荆棘多于鲜花，但我别无选择，我只能怀着一种圣洁的情感，马不停蹄地追寻文学的真谛。 我的心，一直为文学战栗着，也微醺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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