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作家郑清为先生走了，走得很匆忙，走得出乎意料。 那天是周六，我和县作协几位同志，驾车往莆田人民医院探望他。他躺在病床上 ，白色的被褥几乎掩盖了他的全身，只露出半个消瘦的脸庞和呼吸的鼻孔，似乎可以感觉到他那微弱的心跳。当时他已滴水不进了，但还能努力地微微睁开眼睛，还能轻轻挪动那纤细的正在吊瓶的右手。 真正认识郑老是在2008年之春。我的文章在《莆田晚报》陆续见报后，他猜不出我是何方人氏，一直在打听。从文友那里得知他的电话号码，我首次联系他，此时是闻其声但不见其人：“噢，你就是刘老师。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文章。很好啊，我们仙游的文学创作队伍又多了把笔杆子。”他接着说：“我原以为你是个‘后生子’呢。”我顿时兴奋起来。 有次下乡枫亭，我特地去拜访他。他的家在枫亭荷珠，颇有田园风味，福厦高速公路就在村子里穿过。他那篇倾心歌颂家乡歌颂海西的文章《荷珠变金珠》，写得真实感人。 第一次拜见，我很激动，他也显得十分高兴。我带去几篇报上发表的文章请他赐教。可能是年龄段相近的缘故，也可能是我的文章适合他的口味，他对我的文章大加赞赏，并且一再鼓励我继续努力，多创作些反映平民百姓的文章；还鼓励我参加县作协，乐意做我的介绍人。他的年龄比我大，可满脸的红光焕发出一种青春的活力。辞别时，他送给我的礼物是本书，他的杰作《聪明花》（华夏出版社出版）。此前，他已出版诗集《枫叶心痕》和散文集《笔影情痕》。看来，他兴趣“痕”这个字，和他鼓励我的话一样：我们这辈子老了退了，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些文字“痕迹”。是的，萤火虫，太阳花，聪明花……诸如这些普普通通的乡村生活，都留在他的文章痕迹里，都在他的字里行间升华得富有情趣，富有哲理。著名剧作家郑怀兴为他执笔的无题《序》里说，老郑“诗背多了，书读多了，聪明花就开了，灵感就来了……”郑老笔耕不辍的精神，永不泯灭的童心，我弗如他也。 退休后，郑老坚持自费订阅很多报刊杂志。只要你一走进他的住宅大厅，茶椅上、窗台上尽是书报。他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县作协工作，关心枫亭文化研究，赢得了整个县文化界的赞赏。 我隔三差五打电话问候，他感到十分欣慰。他习惯称我“刘生”，是亲切加尊重之称呼。电话里，他通常首先祝贺我的某篇新作发表，接着询问我近来有无新的“杰作”。电话里，郑老的话语总是充满着鼓励，饱含着热情，洋溢着期待。 一次，我下乡枫亭东大门幼儿园，顺路探望他老人家。当时我的散文《祖母的小火笼》发表在《莆田文学》杂志上。他认真看了看，微笑得皱纹几乎消失了：“不错，文章以祖母为线索，刻画了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农村老大娘的勤俭纯朴的高尚品德……”接着说，“写这类文章要有亲身经历，才能写得真实、生动而富有个性。”在他的启发激励下，我又写了《侯伯的水烟筒》，也刊登在《莆田文学》杂志上。郑老倾心栽培文学新秀，鼓励地方早出人才多出人才。许多文友都能感觉到，为了让仙游的文学创作后继有人，他尽力发掘推荐乡土作家，极力介绍乡土文学。去年10月份，由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天高地厚》一书，其作者朱春泉就是他的老乡。郑老鼓励他出书，帮助他修改，替他谋划，为书作序，一直关注着此书整理出版的全过程。而此书作者朱春泉，一个家贫而无法“读长书“的糖厂工人，也是个地地道道的沿海农民。这些无疑催我奋进，著名的赵树理、王老九、孙犁、周立波等，不都是农民作家吗？ 我出版的首部散文集，原来书名为《小小的我》。我征求了郑老的意见，他没有敷衍，直接提出不同看法。他不赞同这个书名，他说“别小看了自己。书名很重要，要有文采又要有诗意”。我反复斟酌，最后把书名定为《人生如歌》。 郑老的病势早已发现，但一直瞒着我们。每逢我们探望他时，他只是说“血压高些，服了点药就行，没事的。”他常到福州、厦门儿子那里去看病，但他从来没有透露病情，我们一直蒙在鼓里。直到今年3月7日的那天下午，许怀中来城厢区采风时，应邀抽空来到枫亭。那时，在老朱儿子新邦胶水厂里，老郑早已等候了。我见到他时，气色变了，精神明显疲乏了。但他还忙于接待，把下午的议程安排得有条不紊。遗憾的是当晚市领导要接见宴请，许部谢绝我们安排的晚餐接待，急速返回莆田了。此后，我们一直担心着郑老的身体。 他永远闭目的那天晚上，大雨滂沱，老天也“泪飞顿作倾盆雨”。次日晨，春泉传达，我一时不知所措。我急忙将此事向县作协有关领导反映，也快速发短信给老部长许怀中。许部当即给我发回短信，要我代办个花圈。那天我因公事又很忙，县作协主席王斌几次来电，但我实在无法脱身。此时此境，我这把年纪的人，对郑老《聪明花》“后记”的最后一句话感触尤甚：“该写的文章太多了，拥有的时间太少了！”是的，我也得抓紧时间，光阴不饶人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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