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季节本不该这么多雨的。但这次出门一周，雨一直在下，时断时续，似乎是一出房门就是雨。从厦门集美，一直下到龙岩；从上杭的古田，一直下到长汀城……尽管撑着雨伞，但雨伞护头护身不护脚，雨大了，两只裤管都湿了，最受损的是皮鞋，一路趟过来，估计也差不多了。同行的作家相视而笑：“这双皮鞋报销了，好在两处主办方都预发了稿费，足够买双新鞋的，有了新鞋下次再来此重走长征路。”
    入夜，雨又淅淅沥沥地下了……长汀的同志在晚宴上介绍有个殿头街，是一片古民居，大家都有兴趣；但饭后聚在酒店大门口，见雨越来越大，便渐渐都缩回去；杨西北见此，便说要回房间看《非诚勿扰》，也走了（其实时候还早呢）！蔡飞跃跟我说：“这里的红色题材都被名人写多写烂了；生态建设又容易撞车，我决定写古城古街！”因而坚定不移地要去看殿头街。
    长汀的同志要给我们带路。我说：从下午观察，路当不远，你给指个大概，我们自己走，走累了便回就是（我对散文类的采风并无定见，大多是撞上什么写什么）。他说：“稍等蒋子龙先生，他也要去看的，一并出去吧！”然雨越下越大，北方汉子蒋子龙大约受不了如此霏霏淫雨，我便与蔡飞跃撑着雨伞上街，走进戴望舒的雨巷。
    夜雨中的县城是宁静，尽管五十二万的人口在山区是个大县，但县城的居民也就十万出头吧！在外来人口与外出打工的对比角力中，这里当处于劣势，就是去的比来的多。没有人能对此作出准确的统计，我是从空气中嗅出这种味道，并进而作出判断的。当然，支持我的判断的，还有脚下干净的街道和人行道。雨下了好几天了，一直在冲刷着，但如果行人众多，那道路肯定是泥泞不堪的。街道干净，当然有现实的因素，把街道扫干净，是文明建设的第一要求；也有传统在起作用：有一位客家人在莆田当家，这位书记说，客家人是很爱干净的，主妇都以窗明几净迎接客人而自豪。我们踏着稀疏的落叶，那金黄色的杏叶仿佛是对客家人褒扬的奖章……
    宾馆门前的这条路叫兆征路，是县城的主干道吧！长汀一中庄重典雅的校门就伫立在路边。几级台阶，门楼凹进去几米，显得内敛而稳重（红都人还是讲风水的）。如果不是当权者瞎折腾，一般而言，某地一中都是这地方文化的象征，灵魂之所在。粗通文墨的生意人甚至目不识丁的农民父母都懂得这个道理，因而他们人生的最高理想就是把孩子送进一中。
    卖书的自然懂这个理。新华书店就开在一中大门的右侧。我和飞跃想进去，但必须把伞搁在门口，我望着一大堆淌着水的花伞，放进去恐怕找不出来，就不想进，遂与飞跃继续前行。过了一中大门，没走几步，就见一家私营书店，抬头看店名，竟是“席殊书店”，一股久违的暖流涌上心头，女老板双手接过我们的伞，放在门口的篮子里。我开口就问：“这席殊书店啊，我们地级城市、文献名邦的一家都倒闭了好多年啦！你这县城竟然坚持住了，还这么整齐干净。”
    女老板：“惨淡经营，都快撑不下去啦！”
    我：“房租是多少呢？”
    女老板：“七千啊！每天得赚三百，才能维持下去。”
    我：“你们这儿有这么多人买书吗？”
    女老板指着身后：“就靠学生啊！”
    我同事刚就任教育局长，学生买书的规矩我熟悉，便笑问：“那您要搞点官商勾结师商勾结的事？才行的。”
    她笑了，不说是，也不说不是。
    我们决心买本书，以实际行动支援她。飞跃想买本蒋子龙的著作。这次笔会，大家看到我带着精装本《农民帝国》，让蒋子龙签名，都羡慕得不得了（我是预先得到马卡丹电话预告，才做此准备的。几年前，我带着《双桅船》去福州开会，舒婷在扉页上签道：“感谢郑国贤同志”。我由此得出结论，再著名的作家都乐意在自己的代表作上签名，尤其是最初的版本。）但席殊书店没有蒋子龙的书，女老板用电脑查了一下，店里卖过蒋子龙的《农民帝国》，那是前几年的事。飞跃只好买郭沫若的《女神》和冰心的《致小读者》，我则买了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女老板说：“是今天才到的！”我点头：“我前天晚上在厦门看的电影，还是我这几年唯一看的一场电影。”女老板给我们打九折，并说是对外来客的规矩，我十分意外，我说：“我们莆田人开小吃店，汤面一碗本地人四块，外地人十块。因为莆田人讲普通话，十块和四块听不出差别。这就是莆田人比长汀人有钱的最根本原因。”
    她说：“希望你们下次再来买书。”
    我们点头告辞，心里祝愿：下次再来，这书店还在老地方等我。因为书店，毕竟是一座城市精神最直观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