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全家迁移到隔壁的一个公社。大队要把我们家安在生产队前,曾经让父亲在两个前后相邻的生产队中作出选择。初来乍到,一切都是陌生的,谈不上选择,父亲也不假思索,挑了前面那个生产队。大队分给我们家三块地,其中两块是水田,一块是旱地。作为一种补偿,公社每年还下拨十六担稻谷给生产队。公社是通过发粮票的方式,下拨稻谷给生产队的。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的粮票,还有三块地,难怪生产队的社员老高兴呢。生产队长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说是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这新来的一家子可不是饭瓢上的苍蝇,来混饭吃的,日后大家得多帮他家点忙。有几次,公社下拨的粮票迟迟没有到达生产队的手中,社员们以为公社的经济补偿停了下来,他们七嘴八舌地说,公社再不把粮票发下来,就要停掉我们家的口粮。这不能埋怨社员,当初的社会状况谁都清楚,生产队中僧多稀少,口粮又是少得可怜,他们担心我们家白吃他们碗中的饭。生产队长的解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劝父亲赶紧上大队和公社问去。经过一番催促,很快,十六担稻谷的粮票照常拨下来,社员的怨言也销声匿迹了。后来,生产责任制政策下来了,在分田地的那个夜里,父亲抓了个好阄,之前大队划拨给我们家的那一块水田,经过数十年的时光轮回,又回到我们家的手中!这块水田确实是块好田地,以前社员们都昵称她为“两亩仔”呢。 刚移民过来时,尽管我还不晓得粮票是啥玩艺儿,但我知道周围的人家和我们一样,日子都不好过,家里常常是吃了上顿就惦记着下顿。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天上午,因为听母亲说中午有面条吃后,来我家帮忙的舅舅干起活来特别卖劲,不用说,他的心里头甭提有多高兴。我家盖新房子那阵,舅舅是打头阵的,他主动请缨去拉黄壤,这是一件比舂墙还艰苦的活。黄壤要到几百米外的山坡上拉,正因为山路不好走,母亲总是嘱咐舅舅每趟少装点。可那天,在香喷喷面条的刺激下,舅舅每次都拉着满满一板车的黄壤,结果下坡时翻车了,黄壤将他掩埋得严严实实。众人大惊,手忙脚乱地将他从黄壤中扒出来。虚惊一场后,众人见舅舅毫发未损,取笑他为了能吃上一碗面条,差点连命都搭上了! 方寸粮票记录了一段历史。那年代,粮票就是人们的命根子。粮票面额有半市斤、壹市斤、叁市斤、伍市斤的,也有壹两的,粮票票面上,印有毛主席语录、农业机械、火车轮船等图案,还有丰收的田野、沸腾的矿山、繁忙的海港、茫茫的草原等场面。粮票是按参加生产队劳动所得的工分多少分发的,粮票就是口粮,工分多,所得到的口粮就多;工分少,所得到的口粮就少。生产队的会计是统计工分的,每天晚上记工分时,社员们都要认真核对,生怕自己辛苦一整天所得的工分被遗漏。直到会计在他们的名字上填上当天所得的工分后,大家这才放心地回家。社员中,有很多不识字的,但他们懂得自己的名字,也认得代表工分的阿拉伯数字。同样是社员,一天的劳动下来,他们的工分却是不同的:薅草、戽水、采秧、种豆、锄草、割麦、晒谷、挑肥,这是些轻活,大部分由妇女来干的,每天的工分是三分;犁稻田、耙麦地、砍松柏、拉石磙、砌堤坝、挖池塘,这些重活非男社员干不可,其工分的含金量就高,每天的工分是五分。 父亲是公认的种田好手。生产队的社员曾经一致推荐他当会计,虽说他认得字,但一时半会却写不出社员们的名字,所以,他的会计泡汤了,也失去了每个月加工分的机会。正是有了过硬的种田技术,父亲成为生产队的犁田专业户,他每天的工分都是五分,再加上母亲和姐姐的六分,每天我们家都有十一分的工分入帐。但是,比起其他人家,这个工分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家的小孩多,能下田赚工分的劳力远远不如人家。如此一来,我们家的粮票称得上是僧多稀少。没有粮食就得挨饿,在艰难的日子里,大队中熟悉的不熟悉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地用畚箕往我家挑地瓜和芥菜。这一切常常让母亲感激涕零,她把好话都说尽了。为了填饱肚子,母亲把门前那块平日扬稻谷堆杂草的大埕腾出来,用来种菜,春季种苋菜,夏季种空心菜,秋季种卷心菜,冬季种芥菜。饭桌上,每天都有一大盆的青菜,吃得我们都厌倦了,最要命的是,由于青菜中加的肉油少之又少,所以,刚吃完饭,才干了一点儿活,人又饥肠辘辘…… 粮票是一个票证年代的特殊记忆。春节到了,母亲带我去粮站买面粉。公社所在地的那条街道上,有两个场所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是公社的电影院,一个是公社的粮站。电影院前经常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而粮站的窗口前,平日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尤其是春节前那一阵子。人们的生活非常清苦,在艰难困苦中,他们不只光顾眼前,一点一点地把有限的粮票积攒下来,准备过一个有肉丝有红团有线面的新春。腊月底,天空下起了雨,冷冰冰的雨点飘落在脖子上,而人们早已忘记了寒冷,都在伸长脖子,眼睛直盯着粮站的那个窗口。地面湿漉漉的,一片泥泞,人们脚上的解放鞋就这样一刻不停地浸泡在泥泞中。终于挤到了窗口,母亲小心翼翼地把粮票交给粮站职工。粮站职工手中握着大权,没有人敢得罪他们。母亲睁大眼睛,看着粮站职工过称,她生怕他们一忙起来,把面粉的斤两搞错了。算我们幸运,粮站的面粉很快就销售一空,而窗口外依然是一条长长的队伍,他们必须继续站立在冷雨中等待着。母亲拎着面袋,在一片甘蔗林中穿梭着,匆匆忙忙地往家里赶。回到家,她迫不及待地拿起秤子,核实一下粮站的斤两是否准确。这一年的除夕,我们吃到了香喷喷的面条,那是我们在日日夜夜中盼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