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陪同外省的客人到九鲤湖参观，偶然发现有三处景点的简介与事实不符。莆田历史上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之称，文化发达，人杰地灵，然而却出现这种令人搞笑的事情，实在有损声誉，令人遗憾。为了不使更多的人受误导，因此不揣冒昧，将考证情况作个介绍。

“九天珠玉”非蔡京题刻

    几年前，我回故乡仙游参加九鲤湖梦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并被聘为顾问。会后，刚当选为会长的县政协原主席郑元畏同志告诉我，有人说九鲤湖的“九天珠玉”是北宋宰相蔡京所书。他认为不可能，询问我对此有何看法？我当即表示支持他的观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仙游县任宣传部长时，曾组织县里一批文史爱好者，编写了《仙游古今》一书，这是当时全国最早介绍地方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的史书。此书后在华东六省一市的书展上，获得优秀图书二等奖。当时为了主编好这本书，我翻阅了各种版本的《仙游县志》、《兴化县志》、《游洋志》、《连江里志》、《兴化府志》、《福建通志》和三种版本的《九鲤湖志》。据我所知，各种史书均未记载蔡京、蔡卞兄弟有到过九鲤湖的片言只语，更谈不上什么题刻了。
    此次，我在将军亭旁看到景点介绍牌上书：“九天珠玉，系北宋三朝元老仙游人蔡京于宋元　年间（1103—1105年）来九鲤湖还愿时所书，‘玉’字一点在上头，传说系不识字的石匠陈蹬雷误镌。他机敏地以‘相爷才配头昂立’而开脱，为横式楷书，题刻字径181cm”。1103年—1105年系徽宗崇宁两年至四年，非元　年间。元　年间是浦城人章淳当宰相，蔡京当时只是个中书舍人，后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和户部尚书，还没有当上宰相，何来还愿一说？
    那天我刚好带了个佳能长焦相机，便对着“九天珠玉”拉了个近镜头，没想到这一拉，便拉了个水落石出。只见“九天珠玉”之后题款处书：“晋阳郑宗周”。这明白无误的事实说明“九天珠玉”非蔡京所书。
    郑宗周是哪个朝代的人？是何时到九鲤湖题刻的？从仙游回到福州之后，我花了数天时间查询了《中国人名大词典》、《九鲤湖志》和晋阳、文水等地方史料，有了个初步的结果。郑宗周系山西文水县南安村人。晋阳是太原的古称，太原自唐武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建府之始至清亡，文水县一直在其管辖之下。古人多以府地署名，郑宗周署晋阳当无可非议。郑宗周字伯忱，生卒不详，死于康熙年间。他是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历任兵部侍郎和天津巡抚，母亲死后就不再复出为官。仙游人义乌知县朱显文与郑宗周是同年进士，而稍后的仙游人唐显悦曾任兵部侍郎，林兰友任兵部尚书，他们与郑宗周是否有往来？是否邀请郑宗周来九鲤湖尚不得而知。明万历丙戌仲夏（1586年）太仓人王世懋作序、莆田人黄天全编的《九鲤湖志》和万历乙卯孟夏（1615年）晋江人何乔远作序，莆田人方应诜、柯宪世编的《九鲤湖志》均没有记载郑宗周的题刻。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本县人徐鲤九编的《九鲤湖志》才有记载，但说明题款字不可辨。因此，可以肯定郑宗周的题刻是在明乙卯孟夏（1615年）之后至康熙年间。

蔡卞未题“可与晤言”

    将军亭旁的景点介绍牌还书：“‘可同晤言’（‘同’系‘与’之误），系蔡京胞弟蔡卞所书，意即自己可以和山水会晤，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为竖式楷书题刻，字径181cm。”
    我用长焦镜头拉近后，依稀可见“鲤湖主人徐□□题，万历甲□岁”几个字。查莆田人方应诜和柯宪世同辑的《九鲤湖志》，其中记载：“今硝石上，仙令徐观复题曰：‘可与晤言’，命工镌之。”徐观复是浙江上虞人，进士出身，明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1613年—1616年）任仙游知县。题款时间当是万历甲寅年，即1614年。作为一县之长，自称是鲤湖主人，也是有情可言的。方、柯两人所编的《九鲤湖志》成书在万历乙卯孟夏（1615年），刚好是徐光复任内。因此，无论是从史书记载，或是题刻现场，均可说明蔡卞未题“可与晤言”。

李翱题刻“玄珠”

    九鲤湖畔还有一处题刻云：“玄珠”两字系北宋名臣、大书法家蔡襄的老师——北宋天圣年间仙游县尉凌景阳所书，为横式楷书，字径40cm。
    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莆田人林有年主纂的《仙游县志》载：“玄珠石，在九鲤湖南，其色黑，形圆如珠，故名。兴化同知李翱刻‘玄珠’石”。李翱是广东新会人，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嘉靖八年（1529年）任兴化府同知。此县志是李翱在兴化府任职之后几年编的，其可信度不言而喻。因此，蔡襄老师县尉凌景阳所书，也可以休矣。
    九鲤湖三处题刻事实出处都很清楚，无可争议。那为什么会出现差错呢？经考证，其误导之源出自《仙游风骚丛谈》中《蔡京、蔡卞兄弟与九鲤湖摩崖书法》和《一点春风在笔头》二文。其中“可与晤言”误为“可同晤言”，九鲤湖景点简介也跟着错。文章千古事，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历史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切不可浮躁夸张，更不可凭主观臆造，合理想象。旅游景点介绍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这样才能对后人负责。 （陈金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