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中的“蔡”，是蔡襄，还是蔡京？有人说，蔡京本来名列宋四家之中，只因其为人奸诈，权倾当朝，名声太坏，人们就用蔡襄替代他在宋四家中的位置。照这种说法，蔡襄是沾了蔡京的光才列入宋四家的。如果蔡京人品好，那蔡襄就无缘挤进宋四家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缺少事实依据的。

一、蔡襄书法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蔡襄的书法师承唐代的虞世南和颜真卿，并取法晋人钟繇和王羲之父子，形成了自已的独特风格。其正楷端重沉着，行书温淳婉媚，草书参用飞白法，潇洒劲逸。当时，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书法界名流，都对蔡襄的书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宋史说：“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仁宗还尝以御书“君谟”两大字，并诗以宠异之。北宋大臣文学家梅尧臣将蔡襄与钟繇和王羲之相提并论，认为“君谟善书能别书”，“太守（蔡襄）姓出东汉邕，名齐晋魏王与钟。”历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秘书使、宰相的大政治家韩琦也认为蔡襄的书法“深造钟王奥妙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称“君谟笔法精妙，近时石刻罕有也，”“蔡君谟博学君子也，于书尤精鉴”，“其字尤精劲，为世所珍”，“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杰出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古人以散笔作隶书，谓之‘散隶’。近岁蔡君谟又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亦自成一家。存张旭怀素之古韵，有风云变幻之势，又纵逸而富古意”。著名书法评论家朱长文在《墨池编》卷三中说：“君谟真、行、草皆优，入妙品。笃好博学，卓冠一时，少务刚劲有气势，晚归于淳淡婉美……然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与人尺牍，人皆藏以为宝。古今能自重其书者，惟王献之与蔡君谟耳。”宰相李光也认为“本朝惟蔡君谟天资超胜，辅以力学，遂为本朝第一。惟苏子瞻（苏轼）善论书，可继君谟，而气超胜不减二王”。著名词人邓肃认为“本朝评书，以君谟为第一，信嘉　 之间可以魁也。”
    蔡襄的书法受到了北宋时期同代人的极高评价，在南宋时期也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广泛好评。精通书法、写了一手瘦金体好字的宋徽宗赵佶认为“蔡君谟书包藏法度，停蓄锋锐，宋之鲁公（颜真卿）也”。他命文臣编辑的《宣和书谱》卷六中称“蔡襄工字学，力将求配古人，大字巨数尺，小字如毫发，笔力位置大者不失结密，小者不失宽绰，至于科斗、篆籀、正隶、飞白、行草、章草、颠草靡不臻妙，而尤长于行，在前辈中自有一种风味，笔甚劲，而姿媚有余，仁祖深爱其书，尝御制《元舅陇西王李用和墓铭》诏襄书之……人谓古今能自重其书者惟王献之与襄耳。襄游戏茗事间，有前后《茶录》、复有《荔枝谱》，世人摹之石，自珍其书以谓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而复推为本朝第一也。”宋高宗赵构对蔡襄的书法也给予高度的评价，称蔡襄的字为“本朝诸臣之冠”，并在《翰墨志》一书中说：“至丰熙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入格律，欲度骅骝，终以       不为绝赏。继苏、黄、米、薛（绍彭），笔势澜翻，各有趣向，然家鸡野鹄，识者自有优势，犹胜泯然与草木俱腐者。”在这里，宋高宗仍是将蔡襄摆在苏、黄、米之前。
    南宋宰相周必大也称“蔡忠惠公大字端重沉着，宜为本朝法书第一”。朱熹则“独推君谟书有典型”，“有欧、虞笔意，甚可爱也”。刘壮舆也在《漫浪野录》一书中说：“君谟工笔扎，为天下第一”。葛立方在《韵语阳秋》卷十四中说：“君谟《泉州桥柱题记》，绝过平原（颜真卿）”。张世南在《游宦纪闻》卷九中称“蔡端明此书大得颜平原浯溪磨崖刻笔意，世人但知其端严有法度，而不察其操纵运用妙处，何异赵括读书乎？前辈评端明正书为本朝第一，盖不诬也。”
    宋四家中的苏、黄、米三家对蔡襄的书法几乎是异口同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尤其是苏东坡对蔡襄的书法更是极力推崇，不遗余力。他曾多次强调“蔡君谟为近世第一”，“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化无穷，遂为本朝第一”，“蔡君谟天资既高，而学亦至，当为本朝第一”。“宣献太清，留台太浊，自有国以来，当以君谟为第一，”还称“其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上下，唯羲之父子过之。今世再有王羲之，乃可议君谟书。”“余评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与不知者言也”。“仆尝论君谟书为本朝第一，议者多以为不然，或谓君谟书为弱，此殊非知书者”。苏东坡不厌其烦，多次对蔡襄书法的大力推荐，在书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致南宋宰相周必大说：“蔡忠惠公为本朝第一，苏文忠公言之矣，谁敢改评。”
    黄庭坚作为苏东坡的学生，与其师一样对蔡襄的书法倍加赞赏，称“苏子美、蔡君谟皆翰墨之豪杰也”。“蔡君谟行书简扎甚秀丽可爱，能入永兴（虞世南）之室也。”宋徽宗时的礼部员外郎米芾，不但是书法大家，也是书法研究专家，曾有《书史》和《海岳名言》问世。他与宰相蔡京同朝为官，在仕途上趋炎附势，百般讨好蔡京，但在与宋徽宗论书法时，却直言不讳地说：“蔡京不得笔，蔡卞（蔡京弟）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而称自己是“刷字”。在他看来，勒字有镌刻金石之意，蔡襄的字远远高于自己和苏东坡、黄庭坚及蔡京等人。他还美言“蔡襄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妖娆，行步缓慢，多饰名花。”
    蔡襄的书法在元代也同样受到了诸家的高度评价。曾师法蔡襄的大书法家赵孟    称“蔡端明书如周南后妃，容德兼备”。郑杓和刘有定也称“宋蔡襄复作‘飞草’，亦曰‘散草’，极其精妙，有风云变化之势”，“楷书之妙，独存蔡君谟一人而已……况至宋朝，书法之备，无如蔡君谟”。苏天爵则云：“庆历以来，惟君谟特守法度。”
    明清两代的各界名流对蔡襄的书法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杨州八怪之一的大画家杨慎称“蔡之字有晋韵，在苏、黄、米之上”。何良俊称“宋时惟蔡忠惠、米南宫用晋法”。王世贞指出：“唯蔡忠惠奕奕神令，得晋人笔，名所以冠四家”，并称《万安桥记》“万安天下第一桥，君谟此书雄伟遒丽，当与桥争胜，结法令自颜平原来、惟策法用虞永平耳”。徐   在《重编红雨楼题跋》卷二称“蔡襄书如翔龙舞凤，为宋代第一手，自是难效”。又说：“近见《昼锦堂记》墨本方整古雅真奇笔也，刘克庄所谓比颜（真卿）倍秀丽，视柳（公权）更敷腴非虚语矣。宋初善书者四家，曰苏、黄、米、蔡，愚窃以为蔡当居三公之上。”项穆也说：“宋之名家，君谟为首”，又说：“予谓君谟之书，宋代巨擘，苏、黄与米，资近大家，学入傍流，非君谟可同日语也”。娄坚称蔡襄“以飞白作草，亦旭（张旭）、素（怀素）渴笔之遗也。”谢肇浙称“蔡忠惠胜三家远甚”，宋钰也称“君谟人物风流，不居王、颜下，其行书亦今日第一”，并在《梦忠惠公别记补遗》中说焦弱虞评蔡贴曰：“蔡、苏、黄、米为宋四大家，而蔡书世不多有，此卷风骨秀逸，天真烂漫，尤为佳绝，虽奕奕绕姿韵，而结法出二王，殆无一笔失度”。汪    玉称“独蔡君谟行书既好、小楷如《茶录》、《集古录序》颇有二王楷法。”
    清乾隆皇帝称蔡襄的字“淳淡婉美，玉润金生”。吴其贞说“蔡襄书法精胜，秀媚之胜，是谓美女镜花也”，“蔡书之妙至此毕矣，为宋书最上乘者”。倪涛说：“蔡君谟真书卓冠一代，大者端庄浓艳，在鲁公伯仲之间，小法予目中未睹，草贴有绝类晋人者”。方    颐也称“蔡忠惠公书法出入二王，有宋当推为第一，苏、黄、米三家不脱习气，故亚之”。王澍称“惟蔡忠惠公敛才于法，犹不失先民规矩，当为有宋第一。”蒋和在《蒋氏游艺秘录》中说：“蔡端明为宋一代之冠，即论书法入欧、颜之室，岂止与苏、黄、米较优劣已耶……《昼锦堂记》以欧阳永叔诵韩魏公德业，蔡忠惠书之，当时重其人与书，至今称双绝”。毕沅也说：“《昼锦堂记》襄字方正，为一代绝手，此碑尤名于时”。
    综上所述，蔡襄的书法得到了历代名人的高度赞扬和极力推崇，早在宋代就已成了定论，有“本朝第一”和当代王羲之、颜真卿之美誉，是宋代当之无愧的书法第一高手。

二、宋四家的提出与争议

    第一个将蔡襄同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为宋四家的，是元初的开封人王芝。他于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跋蔡襄《洮河石砚铭》黑迹中说：“右为蔡君谟（蔡襄）所书《洮河石砚铭》，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苏轼）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黄庭坚）瘦硬通神，襄阳（米芾）纵横变化，然皆需以放笔为佳。若君谟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在这里，王芝将蔡襄列入宋四家之首，这同他以前200多年间朝野上下对蔡襄书法的评价是相一致的。那后人为什么会有蔡襄取代蔡京之说呢？
    我以为主要原因恐怕是受明初《水浒传》的影响。施耐庵（约1296－约1370）在此书第三十九回中借吴学究之口对晃盖说：“吴用已思心里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体，是苏东坡、黄鲁直、米元章、蔡京四家字体。苏、黄、米、蔡，宋朝‘四绝’”。这是宋、元之后，施耐庵第一次将王芝的宋代四家中的蔡襄改为蔡京，并将蔡列在苏、黄、米之后。“苏、黄、米、蔡”便由此而来。不知是施耐庵不了解前代人对蔡襄的评价，还是出于小说创作的需要故意拔高蔡京，从此之后，随着《水浒传》的广泛影响，“苏、黄、米、蔡”的说法逐渐为后人所接受，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其中之“蔡”是蔡襄，也有个别人认为是蔡襄取代了蔡京。
    最早提出蔡襄取代蔡京的是明代画家王绂（1362－1416）。他在《书画传习录》卷三中说：“世称宋人书，则举苏、黄、米、蔡，蔡者谓蔡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端明书焉。端明（蔡襄）在苏、黄前，不应元章（米芾）之后，其为京无疑矣。”王绂在这里并没有说明苏、黄、米、蔡之说的由来，只是以“苏、黄、米、蔡”的辈份先后，主观判断蔡襄不应列在“苏、黄、米”之后，宋四家之蔡无疑是蔡京。王绂的这一说法是在施耐庵的《水浒传》问世后不久后提出的。我猜测很可能他是受了《水浒传》一书的误导。因为在施耐庵之前从来没有人将蔡京列入宋四家。此后明清两代先后有董其昌、孙   、张丑、杨宾、朱和羹、郑燮（1693－1765）等人附和王绂“襄取代京”之说。
    其实，历史上也有很多不按出生先后排列的情况。如初唐四杰，其中王勃的年龄和杨炯一样大，都比卢照邻和骆宾王小，但后人却把王勃摆在第一位。书法名家钟繇辈份比王羲之高，但梅尧臣等人在评价书法时却把王摆在钟之前。米芾在与宋徽宗评书时，也没有按什么辈份，而是先讲蔡京、蔡卞兄弟，接着讲其族兄蔡襄，先讲苏东坡的学生黄庭坚，然后才讲苏东坡。宋葛立方在《论朱蔡二家书》时说：“本朝书，米元章、蔡君谟为冠。”这里也是先米后蔡，没有按出生先后。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再说如果以辈份先后为序的话，蔡京（1047－1126）比米芾（1051－1107）大4岁，那蔡京摆在米芾之后又怎么解释呢？因此，我觉得按年代来推断蔡摆在苏、黄、米之后，即为蔡京是没有根据的。
    至于因蔡京人品不好而由蔡襄取代，我觉得这种理由并不充分。在中国书法史上，像颜真卿和蔡襄人品书品俱佳的并不很多，而人品不佳书品佳的，至今仍有不少人艺术上的成就得到后人的青睐。如赵孟    是宋朝宗室，降元后受到忽必烈猜忌。他连忙作诗辨白：“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还写了对联“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以讨好忽必烈。应该说赵孟    的人品是不值得称道的，但他的书法和绘画却冠绝千古。至于宋徽宗、米芾、董其昌、张瑞图等人也均属于此类。
    平心而论，蔡京也不失为一位大书法家，但同蔡襄相比，还是稍逊一筹。蔡京是宋徽宗的宠信，其《听琴图》等不少得意之作都有蔡京的题字或题诗。但他在评书时，对当朝宰相蔡京只字不提，却给予蔡襄很高的评价，称他是“宋之鲁公”。从他的评价中，可以明显看出蔡京的书法艺术难以同蔡襄匹配。蔡京身居宰相要职时，同朝文臣编撰的书法评论集《宣和书谱》称“太师蔡京……惟尤嗜书，有临池之风，初类沈传师，久之法得羲之笔意，自名一家，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臣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本朝题榜不可胜计，作龟山二字，盘结壮重，笔力遒劲，巍巍若巨鳌之载昆仑，翩翩如大鹏之翻溟海，识与不识，见者莫不耸动，斯亦一时之壮观也。……至于断纸余墨，人争宝焉。喜写纨扇，得者不减王羲之六角葵扇也，其为世之所重如此。惟行书为多，今御府所藏七十有七”。这里不排除其部属为讨好蔡京而多有溢美之词。但是，如果蔡京的书法没有独树一格的话，精通书法的宋徽宗怎会让蔡京在自己的画作上或题字或作诗。需要指出的，就是同样这部《宣和书谱》在评价蔡襄时，却明确指出蔡襄的书法为本朝第一。这是连蔡京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因此，从根本上说，还是蔡京书法艺术不及蔡襄，并非人品不好由蔡襄取代进入宋四家。
    蔡襄在楷书行草方面齐头并进，尤其是善写丰碑巨额的绝招，是苏、黄、米等同朝的书法家所远远不及的。他不仅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作为承唐启宋的一代书法大家，在引领时代潮流方面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是他在唐代严格的法则和宋代自由的意趣之间搭起了一座技巧风格桥梁；是他针对宋初卑弱的书风，以继承二王和盛唐风气为已任，明确提出以魏晋风度与盛唐气象为归，并从技巧、格调等方面加以整理，为宋书尚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又是他在创作上有意无意的抒发意识，促进了宋书尚意以成熟的态势席卷书坛。
    我认为元初的王芝明明白白将蔡襄列为宋四家的提法，至少比明初施耐庵的蔡京之说和王绂的“襄取代京”之说要早100年左右。其次，从历代名家对蔡襄的评论来看，据水赉佑编的《蔡襄书法史料集》不完全统计，宋元明清四朝先后有130位名家对蔡襄的书法作了评价，其中有三分之二多的人认为蔡襄的书法为宋代之冠，有122人认为蔡襄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只有8人认为是蔡襄代替了蔡京。可见，蔡襄作为宋四家之一是当之无愧的，而且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蔡襄是由于蔡京人品不好而进入宋四家之说应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