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笔者经过福州，偶而看到福州市有一幅“热烈庆祝福州建市二千二百周年”的大红标语。当时便很有感触，一种在脑际缠绕已久的关于莆田行政编年史有所缺失的思绪又很强烈地浮现出来，如果说福州市建市二千二百周年，那么距离福州市仅仅一百公里的我们的家乡就根本没有理由只有仅仅的一千五百周年不到，而且就这可怜的一千五百周年，有数的历史记载尚且并不那么理直气壮。我想这一定是弄错了，因为这里面至少有三个疑点。 公元一百年左右，汉武帝刘彻派楼船将军韩说与横海将军杨仆两部水师——按当今的说法叫做海军陆战队——以及三路旱路军共五路军围剿后期据兴化天险抵抗官兵的东越王余善。余善被剿灭后，根据刘彻的命令在兴化地区带走了精壮男丁四千多人（史记：东越王列传）。这就是说当初兴化子弟被活捉并强行押送到今天的江苏省兴化市充军的就有四千多人。那么在那一场战争中被杀害的（历史上在兴化地区发生的近十场战争中，大屠杀就占了一半，其中最残烈的当推这一场战争）又何止四千，以二千多年前的野蛮政策实行镇压，被屠杀者当不下数万之众，那么当初逃出生天的又有多少呢？两千多年前，我们这一带都是深山老林，亚热带雨林的天然屏障肯定保护了很大一部份我们的兴化祖先，当然这里面包括被迫乘座如独木舟之类在内的简易航海工具飘洋过海的逃难人群，也包括从旱路逃向广西、云南甚至越南等东南亚各地的人群，这就是说，当年在这里可直接与朝廷大军对抗的丁壮已是不下三五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可以断定，二千多年前我们这一带已经至少有十几二十万人居住（史书说，东越国甚至屡次侵略已经很强大的南越国）。那么以这数十万人口之众的区域，朝廷会没有设立建制管理吗？这是疑问之一。 第二个疑问是，本阜新华庙碑记里有这么一句话：“隋唐时期，邑人便航贸于苏浙。”这就是说，早在隋唐年间，这里已经有不少人群聚居，而且这里的集市贸易十分发达，以至于邑人不惜冒险远航千里贸易于江苏浙江等地。同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当初我们这里的航运事业已具相当规模。也证实了这里的寺庙香火旺盛，所以文人墨客可以设立庙碑以记事。试问以南北朝时期的陈光大二年（公元568年）才始成建制的区域有可能呈现如此繁荣的景象吗？须知公元568年至公元618年（唐王朝元年）才不过区区几十年光阴，况且里面还夹了整整一个隋朝。 于是，这第三个疑问便是，据史书记载，唐贞观年间，莆田的玄妙观规模居福建之首。所以，连当时的名相房玄龄都禁不住欣然为其题写“玄妙观”横匾。更有甚者，也就在这同一时期，福州西禅寺方丈来莆宣佛，“莆田地方缙绅组织百戏以迎”。且不说仅就这一事件便可一举推翻莆仙戏被歪曲了的历史。在这篇文章里它足以印证那时的莆田已经空前繁荣。难道成建制才刚仅仅数十年（公元618年）的一个地方小郡就有能力组织百戏以迎吗？ 够了，单凭这几个疑问，已经能够判定，现有莆田市志及各区区志里所定的关于莆田县直至南朝的陈光大二年（568年）才刚置县肯定是错了。 当初看着人家福州市建市二千二百周年的贺语，我们这些莆田读书人真应该汗颜，可我们又拿不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证据加以证明，仅仅靠上述三个疑问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即便是靠后来的广化寺和西岩寺出土的西晋墓葬也不足为凭。一句话，没有办法说明问题，但总觉得是错了，于是心底里便有一缕淡淡的愧对祖宗之憾。 几天前，偶而翻到了西晋杜预评注的左传春秋，这部书原由明代钟、孙、韩三学仕评点出版，并有唐代大学士陆德明音义，及宋代大儒林尧叟注释，清代重刊。内中篇前附有一幅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东坡指掌春秋图”，且配以春秋列国图说各一页（附图二帧）。心中豁然开朗，其“春秋列国图说”里的最后一段说：“旧图引晋地理志之见与经传者百七十图，以夏商时诸侯斟寻过戈豕韦之类并列其间，盖前中误，今以左传汉书春秋篆例参定之。”意思是说，中古时代的地理图册繁多，以晋书地理图记载，在六经列传中共有一百七十国之多，是因为夏商时期诸侯各国各说各话，难免鲁鱼亥豕，差错不少，今以左传汉书春秋所篆之例参考判定。君不见，聪明如苏大学士，亦苦于古代地理图册的杂乱无章，无法统一，因此下决心由他自己根据春秋左传汉书等多方参考后篆定此图，足以证明其治学是十分严谨的。加上苏东坡并非闽人，其一生亦从未到过今天的莆田地区，因此，以苏学士的治学态度，完全无理由凭空在图中添上兴化二字，而且能在此图中标名定位的至少应是全国知名区域才有资格，况且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全国行政区域里标名的地域确实屈指可数。所以，能在其所绘制的春秋时代地理图的东南角闽越国东南向明确标注兴化，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春秋时期兴化地区作为行政建制单位已经载入中央政府所绘制的版图（当然当时应属于越王允常管治），而所有这些又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可以认定今天的莆田行政建制并非像市志、各区区志所认为的是南朝陈光大二年（公元568年）方才置县，其实际情况当为吴越春秋时期的越王允常元年（公元前510年）左右即有建制，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至今无从查考越国行政区域建制图，故有是误。也就是说，单凭苏东坡根据左传春秋、汉书绘定的这份春秋图，便可断定莆田在史书里的编年史应前推一千多年，即公元前500年左右已成建制。且图中明确标明“福建”，因此甚至于可顺便纠正福州建市二千二百年应为二千五百年左右。 第二，莆田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和中原地区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历史上的普遍说法如南七北六十三省应该包括我们的福建省在内，因为历代各省的地理范围都随着改朝换代不断变更，就像我们莆田地区，那时候应当是如三十年前的莆田地区行政区域包括福清、闽候、闽清、平潭、长乐、永太等在内的北自闽江南至九龙江的广大区域，只是由于后来的不断变易始成今日辖治一样。所以，过去我们（包括上千年来莆田的知识分子）总将我们自己所居住的区域想象成所谓的蛮夷地区也肯定错了，真正的如图说所示的蛮夷戎狄地带在当时应指岭南以远及广西、云南西南部包括西北、东北的广阔地带。这也就至少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莆田地区远自唐代便有诸如金鲤、史宾、白金、林澡、许谡、徐寅、黄滔、翁承赞等在家乡接受了高等教育而后向当时的最高学位——进士甚至状元冲刺并搏取功名的困惑。试问，若是属于莽荒式的蛮夷地区，他们这几十位（失去记载的士子为数应该更多）凭什么在家山接受高等教育，又是凭什么有条件挺进中原进而与全国精英争奇斗艳似地在庙堂与国家分忧和伴人民共荣。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在春秋战国以远，莆田地区便较为发达，它已经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社会里的一员。所以，我们无须像过往一样就好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童养媳一样总觉得低人一等而妄自菲薄。因为现在知道我们莆田地区——那时候叫兴化——早已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重要成员之一，是大汉民族的主人。 再一个问题就是它至少能让我们部份地明白了三千多年前活跃在本地区里的崔府大妈、鲁府大人等民间信仰文化为什么根深蒂固；出土的大抵六千年前的许多缆绳、渔网、船板、铁锚证明了什么以及一万多年前木兰溪流域二十几处之多的新石器时期的石刀、石斧、石奔之类说明了什么；甚至于当初活跃在莆田地区与几乎是整个闽越地区的诸如太姥（新娘妈）文化提示了什么。 是什么呢？是历史，是莆田地区活生生的历史，它们既隐隐约约又似乎清晰可视，至少，苏东坡的这份根据春秋左传等文献整理的地图告诉了我们许多。还是那句话，它将我们莆田市成建制编年向历史深处整整推进了一千多年。但这就够了吗？不够，正如上述罗列的许多至今不甚明了的历史一样，它要我们这一代人去寻找，去发掘，去整理，因为我们责无旁贷，而且势在必行。 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关于莆田置县的编年史问题，本来就莆田建制而言，夏隶杨州《禹贡》，周命七闽《周礼》，秦置闽中《山海经》，汉平东越《史记》，这种种如山铁证，世人实不该如此健忘，但至今我们最为熟知的编年却只是莆田于南朝陈光大二年置县，认真说来，仅凭“山海经”里提到的“秦置闽中”我们就应该将本市建市史定为二千二百周年，因为秦王朝建立于公元前二千二百二十一年。我不知道福州市的二千二百周年根据的是什么，照理凭“秦置闽中”就可以是也应该是有力依据。那么，这一份远比山海经里的“秦置闽中”四个 字更有说服力的“东坡春秋图”当可证明莆田市远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成建制，当初它的名字叫做兴化，而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为什么一千九百年前兴化地区被流放的四千多丁壮将现在的江苏省兴化市叫做兴化的困惑（他们还在前几十年与我们打胜了关于兴化日报冠名的官司），所以，以“春秋图”为据，莆田建市当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 我们的结论是：莆田的行政编年史不是公元568年的陈光大二年，而应该至少是越王允常元年的公元前510年，换句话说，莆田地区的行政编年史应向源头推进一千零七十八年左右。 此提法妥否？请大家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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