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莆田县在籍人口有多少,至今仍是个迷,因为不论是唐史,还是地方史,都缺乏这方面的记载。社会安定、经济文化发展和人口增长是评定县治政绩的三大因素。《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一说:“莆田县,别称莆口,故县也,建置自陈始……光大二年(568年)分南安地置莆田县,属丰洲(今福州),寻废,入南安。唐武德五年(622年),析南安地别置丰州(今泉州),复置莆田县以属之……圣历二年(699年),析莆田地置清源县(即后来的仙游县)……”这说明唐再次置县后,70多年间莆田较快发展,不但经济文化发展了,而且人口增长,还诞生了个仙游县,由原来的一个县发展为两个县。从中可以看出,唐朝前期,莆田县在籍人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为什么唐代莆田县人口会发生这样重大的变化?这是需要好好研究的。 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 (《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说平民百姓的原则是: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才有安居乐业之心;没有一定财产收入的人,就没有安居乐业之心。人一旦生活不下去,有的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加以惩罚,这就等于陷害百姓。哪有仁爱的人在位,却做出陷害百姓的事呢?所以贤明的君主一定要勤政节用,有礼貌地对待群臣,征收赋税要有让人民可以承受的制度。 在这里,孟子的话不但符合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实际,而且还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线索。 唐武德五年复置莆田县后,70多年间莆田县经济文化发展加快,人口增加了,说明那时一定有个安家立业的政治制度在起作用。据《唐会要》卷83《租税上》记载,武德七年始定均田赋税,“凡天下丁男,给田一顷”。“所授之田,十分之二分为世业,余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 又据《通典》卷二《田制下》记载,大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又重申了唐初开始实行的均田制。 与此同时,各地政府官员在执行均田制的同时,重视农田水利建设,为农民排忧解难。据朱维干先生《福建史稿》第六章第一节介绍,唐代重视水利,就闽南来说,先筑塘,后筑陂。“筑塘最多的是莆田。”兴化湾港汊深入把莆田划分为南北二洋(莆语平原曰洋)。北洋有五塘,南洋有六塘。“北洋五塘,颉洋塘最大,在县城东北四十里。贞观五年(631年)置,周十里,溉田二百顷。”南洋六塘,国清塘最大,亦贞观五年置,在县城东南二十里,周三十里,溉田三百顷。次则横塘,贞观二年置,在县城南二十里。周二十里,溉田面积与颉洋塘等。” 统计大小各塘溉田总面积一千二百顷,均贞观年间即唐太宗在位时期所置。这说明唐太宗统治时期,继往开来,坚持均田制,实行轻徭薄赋,大得人心。建成了这些水库,有利于农业发展,所以,唐武德五年(622年)莆田重新立县不久,就升为上县。 70多年后,又由一个变成了两个县,仙游县诞生了。到开元年间均田制仍然坚持,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所以在唐朝前期100多年间,莆田县在籍人口是不断上升的。 有比较才能鉴别。孔夫子说:“小人怀土。”农民爱土地。古代中国是个农业国,农业人口占90%以上。所以对于农民来说,他们的恒产便是土地。在以前,莆田置县不那么容易,是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农民却没有土地,难以安居乐业。 虽然置县标准不高,人口达到万人左右就可以。陈时莆田置县,是因为人口可以达标。那么后来为什么又废除了,是因为无恒产者无恒心,陈统治者没有实行均田制。农民无田可种,在莆田县生活不下去,他们就要背乡离井,到可以安家立业的地方去。结果是,人口大量流失,莆田县也就难以再存在下去了,所以“寻废”。唐武德五年莆田重新置县后,为什么在籍人口会不断增长,70多年后还会“生出”一个仙游县来,是因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武德七年,均田制推行全国。 家有成年男子即“丁男”,就可以得到一百亩地耕种,其中20亩是永业田,死后可以传给子孙。家有百亩地,生活有依靠,安居乐业之心也就有了。而且生活有依靠了,人口增长也就上来了。 所以,孟子几千年前说的这句话成了后人研究历史的重要线索。虽然对我们来说,唐代莆田县历史资料十分缺乏,但是有了这句话,我们就可以尽可能多地掌握有关历史资料,进一步了解那时莆田县的历史 ,并且还会少出差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