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宋太祖赵匡胤不是做“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三大事，而是“杯酒释兵权”，封官许愿，后继者也是如此，结果是“冗官”即没有本事的人多的老毛病一直没有办法克服。特别是地方政府许多人不会办事，结果激化了社会矛盾，人民起义到处发生。为了防范人民的反抗，宋朝政府到处加强军事力量，于是又出现了“冗兵”的政治局面。 到了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出任宰相，终于提出了“抑侥幸”即不要搞封官许愿、“精贡举”等决策。范仲淹虽然没有几个月就下去了，但是，他却像扁鹊那样，有起死回生之术。就那么几个月，宋仁宗头脑清醒了，下诏纠正错误，实行新政，改革吏制，改革考试制度等等。例如，进士考试旧时仅仅诗赋，新政则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后来这个制度成为了宋朝中期的既定方针政策，王安石任相时这样做，司马光任相时也这样做。嘉佑二年（1057年），宋仁宗“亲试举人。凡进士与殿试者，始皆免黜落”。从此，进士和殿试者有广泛的言论自由。这说明宋仁宗高度重视各级政权建设。所以，宋朝治世从庆历新政开始。皇帝有扭转乾坤之心，选贤举能也就容易了。所以，庆历新政前后兴化军三县教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得中进士者数量增加了。据《重刊兴化府志》即弘治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开科取士始，至庆历二年（1042年）82年，兴化军得中进士93人，其中，莆田县63人，仙游县24人，兴化县6人。从庆历六年（1046年）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68年）仅仅22年，兴化军得中进士就达到94人，其中莆田县67人，仙游县23人，兴化县4人。以后，那是越来越多了。 张琴在《重刊福建兴化县志序》中说：“县虽僻处万山中，而泉石奇秀，如鲤湖、夹漈，皆以风景名天下。有瑞云峰，盘据永泰、莆田、福清三邑间，古 有‘瑞云山下出三元’之语，乾道丙戌（1166年）科萧国梁发大魁，己丑（1169年）科郑侨，壬辰（1172年）科黄定继之，郑侨尤以相业显。时人有云：‘相去之间不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求。’洵佳话也。郑厚、郑樵筑修史堂于东山，兄弟上书，名震海内。《通志》一书，至今学者奉为圭臬。《选举志》称宋登进士第者九十余人，诸科、特奏名四十余人，童子科四人，宏词科一人。地灵者人自杰，其信然欤！”兴化县人口不及莆田县的十几分之一，得中状元却是并不比莆田县少，而且还多了一个武状元。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宋代兴化县得中进士居兴化军首位。所以，张琴在序中对古兴化县教育成就赞叹不已。 其次，学校教育有了大的发展。唐时，只有莆、仙两所县学；兴化军建立后，县学多了一所，并开始有了郡学。 军学，弘志志卷十五说，“真宗咸平元年（998年），有诏立军学，进士方仪、陈诩及邑人输钱三十万。二年，仪与弟能及从子慎言举茂才至京师，复上书请官钱三十万，修三礼堂与步廊、崇阁；越六年而学成”。 弘治志卷十五还说，莆田县学，“盖自唐设，其额张九龄书也”。虽然语焉不详，但是却告诉我们，唐代莆田县既是经济的上县，又是教育的上县，并且还受到了“开元盛世”名相张九龄的赏识，否则人家也就不会出手题字。这是不言而喻的。 按古例，郡、县学校必须经常完成上面摊派人才的名额，“贡生”经礼部统一考核后才有“明经”、“进士”等及第。一个县要是长期没有明经、进士及第，那么县老爷就肯定会被撤职查办！所以，林藻仅仅是古莆田县历史记载上第一个进士，林披仅仅是历史记载上第一个明经及第。以前由于郡县政府不重视历史记载，所以出现空白现象。 《游洋志》即《重刊兴化县志》卷二《儒学志》说：“儒学，旧在兴泰里，宋绍兴（高宗年号）二年（1132年）邑宰詹公卓然建于尉厅；又以其地狭陋，乃移于三圣堂，规模甫立。”弘治志卷十五说，“庆历四年（1044年）复有诏立县学，县满200户以上者”。这就是说，兴化县学在宋高宗绍兴二年以前早就有了，而且很有可能是在庆历四年时立的。那时该县人口不多，就有一所县学，莆田县人口比她多了十几倍，也只有一所县学。那时县学和郡学相当于今天专门培养干部的本科大学，学生送礼部考核后就可以做官或去学校教学生。这说明，庆历新政后，宋政府重视山区教育，办教育向山区倾斜，兴化县因此得天独厚。而且那里的人民也没有辜负中央政府的期望，为国家奉献出了许多优秀人才。 综上所述，宋仁宗庆历新政以后，兴化军三县的学校教育，有了大发展，教育受到重视。所以，在那时，兴化军状元多，进士多，进中央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多，当宰相的多，很不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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