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9年前的1964年夏秋季征兵，我以“文化兵”（高中毕业）身份，从惠安县报名参军。回顾14年军旅生涯，我对当好“文化兵”感受颇深。 1964年9月21日，我来到连江县陆军某师通讯营通讯连。先后在二排8班和一排3班任有线通讯兵。在紧张的部队生活中，我以雷锋同志为榜样，刻苦磨炼自己的意志。收放被复线时，不怕右手起泡。夜间跑方位角，走小道不怕滑倒。利用早晚参加种菜不怕累。捡猪粪积肥不怕脏臭。1966年夏季，通讯连等单位接受闽北指挥部战备线路施工任务，一干就半年。我肩扛50公斤铁线在布满荆棘和乱草中上山放线。抬柏油杆时，虽戴上肩套，但脖子仍被灼伤脱皮。上接杆高空作业须小心谨慎注意人身安全。线路施工的距离越久越长，有时中午饭要推迟到下午二、三点钟才吃上，也要坚持把线扎牢。 1969年部队调访驻山西省侯马市，我到河北省邯郸市带新兵一个多月后，于腊月回部队搞战备，挖窑洞，抢着重活干。1970年部队连续5年开展冬季千里野营拉练，我每一次都积极参加。在零下十几度的太行山区或吕梁山区拉练，要坚持吃大苦耐大劳。行军时要穿棉衣绒裤，身上背被子、棉大衣、米袋、手枪和公文包，双手举着旗。遇上夜行军走冰雪路，很容易滑倒。一旦滑倒了，不顾疼痛爬起来跟上队伍。到了宿营地就抓紧睡觉。天一亮，就帮助房东群众挑水扫地。我是群众纪律检查小组成员，部队离村前，要挨家挨户征求群众意见，并给村部写一张大红的感谢信。 1976年，我的爱人和两个小孩住在老家莆田县东庄公社莆头村，多年失修的房屋经不起台风和暴雨侵袭，队里原想安排可耕种的农田给我家盖房子，我与大胞弟（从莆田参军）商议，认为莆头村属秀屿港区，人多地少，将来港区要开发，政府要征地，集体耕地就更少了，所以要求队里领导不要安排新地给我家，就在原地拆旧建新，于1976年端午节那天与队干们签约，并按下手印。后来，队里其他村民想盖新房，也采取拆旧建新的办法，使生产队（4组）节约了大片耕地。 1978年4月，师政治部批准我爱人及2个孩子随军。但在办理随军前，作为育龄夫妇必须有一方做绝育手术。接到通知后，我安排好所里的工作，就立即到502厂医院做男扎手术，第二天就照常上班，为落实计划生育工作带个好头。1972年初夏，步兵某团一位驭手因脾脏破裂，送到师医院住院，急需手术治疗。那位战士的血型是AB型。我在院部任政工干事，获此消息后，立即找院长刘树敏说：“我是AB型，抽我的血吧”。院长同意后，我来到医疗三所病房献血，同时献血的还有二所2名女卫生员。及时为患者输血600毫升，确保了手术成功。 1968年初，我连党支部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报名调到炊事班工作。我于1966年3月入党。自己认为，作为一名新党员应该带头报名到炊事班工作。后来，我当了炊事班副班长。班长安排我先养猪半年，后在食堂做炊事员半年。1969年初，老兵退伍后，连里调我到连部当文书。1970年春，部队又开展了一年一度老兵退役教育。连里宣布我等10多位老兵退伍，叫我当班长。没隔几天，部队接到军区通知，要求每个排设2名排长。因此，我被留下来，并调到师医院院部任政工干事。 我做为一名共产党员，每年一次探亲假都是要求安排到最后。1969年探亲假，本想在部队挖战壕等训练过后，于年底回家，照顾爱人分娩。不料，部队接到调访山西的命令，探亲假暂停，并转入调访的准备工作。 1975年初夏，我从师后勤部队政治处调回师医院二所任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师医院党委还安排我兼任师医院的团支部书记。为了把好入党标准关，院党委要求所属几个党支部，凡吸收新党员，必须经院团支部推荐同意。为此，我们团支部对此项工作非常认真，坚持把最优秀的共青团员和青年推荐给各党支部。1976年初，老兵即将退伍。有一个党支部将一名安排退伍的老兵，将入党材料直报院党委。我在院党委会上发表意见，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并要求待团支部组织三人小组进行访谈，条件具备后再推荐入党。但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不但不采纳我的意见，还在党委会上强行表决通过。为了恪守职责，我给军党委写了情况报告。军党委及时制止并批评了军司令部一名领导，为了照顾老战友的女儿入党，不讲原则，无形中给基层党委施加压力。1977年初，师医院团支部被师后勤团工委评为先进团支部。我也连续两次受到师后勤部嘉奖，并被师政治部授予新闻积极分子甲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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