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琴（1876-1952），字治如，号知庐、晚号石匏老人，笔名持儒。莆田城厢人，光绪甲辰进士。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成立中华民国。1912年张琴被推举为国民党参议，1913年当选中华民国国会议员。民国初期，张琴议员思想进步，民主共和意识强烈。为建设民主共和国度，他积极参政议政，表露出其渴望民主和平、强国富民的爱国情怀。

 
呈文建议  提倡共和

    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是个左右南北、沟通南方革命党和北方清廷的关键人物，其政治主张对时局影响至为重大。袁世凯最终接受民主共和，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取舍抉择过程，而其中态度的转变源于张琴的一份建议。
    武昌首义后，南方十余省宣告独立。起义各省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清廷则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身为清廷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自然也以实现君主立宪相标榜。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宣布取消南北议和，表现出强硬的保皇态度。
    为了避免南北战争，促成南北和谈，1912年1月间，全国联合进行会代表张琴、李离等向袁世凯进一呈文，折中“民主共和”和“君主立宪”的主张，建议实行“共和立宪”。在呈文中，张琴等建议：“折衷乎英法之间，提倡帝国共和主义。拟尊皇帝为大圣皇，宣布共和政体，召集国会，公举大统领，草拟宪法，实行共和立宪。”袁世凯基本上接受了这一主张。
    随后南方革命党作出妥协，表示如袁能推翻清廷，赞成共和，南方革命党愿意推举袁为未来大总统。袁世凯也作出让步，同意南方革命党的修正案，不得不放弃原先“共和立宪”的主张，从而确立了“民主共和”的国体，彻底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政体，使新的中华民国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檄书反袁  声援护国

    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前夕，张琴就在1913年5月的《亚东新闻》报上发表了《袁世凯隐谋传之闻》一文，列举袁世凯17条传闻，揭露其种种丑行，宣示国民，袁氏乃不信用之徒，“有未来正式总统，舍我其谁”之隐谋总统野心者；后来又在《余之共和国总统观》中阐述他的共和国总统观：“共和者，政治之盛轨也。维共和之形式以法律，造共和有精神以礼让。共则不夺，和则不争。大总统者，共和之公仆”等观点，抨击袁氏为独夫民贼，“其不适于总统资格”。呼吁“吾人欲求真正共和之幸福，须先取窃共和之大盗。”。《袁总统可以悟矣》一文指出“总统命令，连篇累牍，蹈历发扬，严然专制时代如纶如　之上谕”，“具有君临天下规模，并忘记其公仆身份也”。 “是袁总统所致意者，乃在共和民国，而不在总统其谁属也。”的所谓的假共和伎俩 ，“江山如故，日月如故，袁总统乃忽然忘怀乎！”，“岂智为清廷谋，转拙于为自己谋乎！”，劝告袁氏“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悲哉！黑幕之议会》则直指袁世凯为岳王庙前铁囚，痛斥袁世凯卖国求笼，复辟帝制的行劲。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复辟封建帝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夺取。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全国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15年底至1916年云南等省率先组织护国军，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中华民国民主共和制度。张琴先生在报上发表文章宣扬蔡锷、李烈均的“护国运动”。 随后各省相继独立，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在忧愤中去世。当时社会人号称，张琴一支笔乃贤于30万师也。护国功成，蔡锷将军病逝，张琴作挽诗：“护国旌旗出蜀川，梦中帝业付风烟。三年毛羽光如雪，一掌昆仑独柱天。诸葛中原劳挞伐，周郎江左是英年。功成身死君何憾，落日河山一惘然。”表示深切的哀悼；后又作长篇叙事诗《〈凤仙曲〉并序》记述蔡锷与小凤仙萍水相逢的“感情”及潜回云南举义的情景，表达张琴对反对复辟，争取民主共和的英雄的敬慕之情和忘却的纪念。

重建道德  请定孔教

    辛亥革命后，新生的中华民国面临着社会、政治、经济、信仰的危机，整个社会礼乐崩坏，众多的社会败象滋生。那些从封建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所有现实问题，从而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　
    传承了数千年的儒家思想，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政治上历来注重教化，提倡“为政以德”和“礼治”，这些思想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旧时代知识分子看作是足以拯救各种社会乱象、重建社会道德体系的良方。当时信教自由已经明确写入宪法，康、梁等试图把儒家思想改造成“孔教”，制定了一些礼仪，让国人像信教一样信奉孔教。在康、梁倡导下，各地纷纷成立孔教组织，崇孔读经成为民国初年风行一时的社会潮流，尊孔代表甚至于1913年向国会呈递了请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
    1916年国会恢复，定国教问题又一次成为制宪热点。康有为、陈焕章等再次向国会提出请定“孔教”为国教的意见书。有儒学思想精神的议员张琴与陈焕章等人组织参、众两院中坚持定国教的一百多名议员，组成“国教维持会”，为请定“孔教”为国教一事积极活动，大造舆论声势。1917年讨论国教问题的会议进入二读阶段，议员们有九种修正案，张琴在他的修正案中提出：“中华民国人民，以固有之孔教为国教，其它各宗教之传布，均以法律保护之”。
    但是在西风东渐的大气候下，新文化运动兴起，尊孔复古毕竟逆时代潮流，崇孔读经也逐渐走向式微，请定“孔教”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南下广州   拥孙护法

    1917年7月-1918年5月，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联合西南军阀共同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进行护卫《临时约法》，打倒北洋军阀专政的假共和，建设真共和的斗争，史称护法动动。张琴议员亲历了这次护法斗争运动。
    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据此召集的第一届国会，一向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孙中山在被迫让出政权后，《约法》和国会一直不为北洋军阀执掌的民国政府的遵守和履行，这其间出现过袁世凯帝制，解散国会。1917年，张勋拥戴溥仪复辟，国会解散，后段祺瑞执政“再造共和”， 拒绝恢复国会，重新建立“临时参议院”，另行选举“安福国会”。为维护约法和国会，1917年7月3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在沪陆海军及国民党要人讨论拥护共和、出师讨逆大计。还通过津、沪各报邀请国会议员南下护法，召开国会，组织临时政府，以行“民国统治之权”。
    1917年7月，张琴等150多名议员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南下广州，加入到南下护法的行列。8月18日，孙中山宴请国会议员，商讨召开国会问题。 8月25日，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31日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9月1日，非常国会九十一人投票，以八十四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9月10日孙中山就职，宣布段祺瑞等为叛逆，誓师北伐，揭开了护法运动的序幕。张琴先生履行了民意重托之责，并与于会人员合影留念。

尊孔崇儒  兴办孔教

    孔教会成立后，张琴议员一方面积极向国会游说，请定“孔教”为国教；一方面积极筹办孔教学校，试图通过孔教学校来“昌明孔教、培养通儒”，从而达到“救济社会”的目的。
    1922年11月21日，国教维持会在北京孔教总会开会，商议孔教学校的教务进行事宜，孔教大学进入筹备阶段。之后由于各种原因，筹备工作一波三折，几乎处于“空谈”。但孔教同人热情不减，积极活动，得到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支持。1923年6月14日，孔教大学第一次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张琴被推举为筹备员，成为由70多人组成的筹备会成员之一。7月3日，孔教总会在北京召开创办孔教大学筹备大会，这次大会得到时任北洋政府总统曹锟的支持。７月２１日，孔教总会的孔教小学开学。7月２2日，孔教大学筹备会召开发起人全体大会，通过《北京孔教大学校章程》，任命陈焕章为校长，张琴为董事长，同时发布招生简章，开始着手延聘教授。10月18日，孔教大学开学。但是，孔教大学的昌盛时期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国民革命风暴的来临，至1929年底孔教大学随即陷入停顿，终至停办。
    国教维持会在筹办孔教大学的同时，众议院议员、孔教会会员、国教维持会会员张琴还倡议在孔子的诞生地创办曲阜大学。张琴特作《筹办曲阜大学校说略》，提出速办曲阜大学的理由有三：保存国粹、表扬国光、增进民德；必须设立于曲阜的理由有四：交通便利、民风纯厚、古跻繁富、远隔政潮。张琴的建议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支持：“孔教会同人久欲在曲阜创立曲阜大学，由众议院议员张琴建议政府，请设立曲阜大学，业经阁议通过，派张琴为曲阜大学筹备员。”有了政府的支持，孔教会同人积极响应，公推张琴为曲阜大学校长。1923年，康有为奔赴山东，与当地士绅商议筹办曲阜大学事宜，当时胶州督办高洪恩在“万年兵营”开办了青岛大学，创办曲阜大学的希望几乎成为泡影。至南京政府时代，计划中的曲阜大学也一度被人提起，最终无果。

宣扬法统  力举制宪

    1922年6 月，黎元洪复职，国会第二次复会，因到会人数经常不足法定会议人数而无法开会，国会于1923年第二次修改《国会组织法》。围绕《国会组织法问题》中“修正案是否会对参议院的表达制宪意愿造成损害”的焦点问题。张琴先生与褚辅成、汤漪等赞成的一方和徐际恒、黄佩兰等反对的一方进行了激烈的辨论。最终赞成一方的意见被采纳，宪法会议得以召开，继续讨论《天坛宪草》。
    宪草委员在对《宪草》进行扩充和完善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1923年10月，曹锟当选为总统。宪法会议于10月4日、6日、8日草草通过了三读。10日，曹锟颁布《中华民国宪法》，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宪法诞生。由于曹锟贿选，这部《宪法》当时被舆为“贿选宪法”。《宪法》“规定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俱经宪法明白列举，地方事权的范围，初非中央的普通法律或命令所能增减。内阁制改为总统制，但总统仍需要国会选举产生”。 法界认为它是一部联邦宪法，也曾被称为“联省自治宪法”。《宪法》虽被草草通过，但从内容、结构与技法上看仍不失为一部较完备的法典，有较高的法法价值并不失世界潮流。尽管《宪法》如昙花一现，宪政运动也随之结束，尔后，中国的政治代之以政党政治，但它毕竟凝结了宪政尝试中主张宪政强国的张琴等国会议员知识精英阶层的心血与汗水，也体现了宪草委员们追求民主法制的进步思想，对中国现代民主法制的发展极具推动作用。

临城劫案  提案弹劾

    1923年5月，以孙美瑶为首的一支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的武装团伙，在津浦铁路山东临城站沙沟附近劫掠由浦口北上天津的特别列车，挟持中、外乘客70余人，掳掠到枣庄抱犊崮，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发。
    临城案发，列强联盟向中国政府发出抗议照会，驻京16国外国公使团向中国方面不断提出各种要求；外国公使团强硬要求由美国少将康纳尔率领外国武官团前往临城巡视。驻美公使施肇基亦电称：近日欧美及日本舆论，多借口临案，认为中国已失统治能力，倡议国际共管中国铁路、监督中国财政之议。各国舆论及国联也对临案表示极大的关注，“外国报纸异口同声，主张关系本案之列国，须力谋适当手段，彻底究问中国政府之责任，以免将来再发生如斯之事变”。
    一起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劫车案，因涉及外国人员而酿成为重大外交事件，使当时的北洋政府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临案的发生正值20世纪20年代北洋军阀当政时期，中央政府软弱无能，地方军阀豪强横行，北京政局处在大变化之前夜；黎元洪的总统府与张绍曾的国务院之间的府院之争颇为剧烈；直系首领曹锟为过其总统瘾，正在谋划废弃黎元洪，进行新任总统大选。北京政局之剧烈动荡，使本已软弱无能的中央政府更成为摆设。北京总统府与国务院方面，一时对此案并无解决的良策。
    面对动荡的政局，张琴议员曾感叹：“政局之混乱，国权之软弱，外交之无能，令人悲愤哉！”他积极献策，提出弹劾交通总长吴毓麟案，要求追究政府之责任；试图以民初宪政所倡导之治理国家与社会的规范和准绳去引导解决临案，达到平息外交争端之目的。
    在外国列强的压力下，北洋政府最终与劫匪达成协议，人质得以平安获释，孙美瑶部被收编。临城劫案虽告解决，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民国初年宪政政治还是无法与军阀政治争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