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先生《〈闽书〉读不出南溪草堂》一文，重申认定，明代礼部尚书林尧俞的“南溪草堂就在莒溪溪南村宝峰寺山下、虎堀溪畔，而并非在广化寺旁三里处”。并针对拙著《莆阳名人传·林尧俞评传》注文，所征引《闽书》关于林氏南溪草堂地址的一条史料进行辨析，认为：“何乔远《闽书》所载之南溪，与“南溪草堂”无关。理由很简单——何氏写作《闽书》时，南溪草堂尚未诞生！” 许先生质疑云：《闽书》成书五年之后，南溪草堂方才问世。试问：成书日期与南溪草堂问世前后整整存在五年“时间差”的史料，怎可能“对南溪草堂的记述甚为明晰”呢？！换言之，“从《闽书》是绝对读不出“南溪草堂”来的！” 许先生的质疑，看似理足气壮，却反映出他对《闽书》写作与成书全过程的真相不甚了了，全然不知《闽书》成书的前因后果，一至于匆忙质疑、草率论定，又一次陷于对历史的误读。 为了澄清问题，有必要介绍一下《闽书》写作与成书的整个过程。 《闽书》是一部著名的明代福建省志。由总纂何乔远，荟萃郡邑各志，参考前代载记而成书，故具有较高参考价值。它保存了诸多珍罕记载，向来为学术界所重视，其内容为许多学术著作所征引（《闽书》厦大校点组的《校点前言》）。 在《闽书·我私志》中，何乔远详细谈及《闽书》的纂修缘起和部分经过。万历三十八年（1610），巡城御史陆梦祖，都御史丁继嗣、袁一骥创起，下达郡县，襄先修其本郡之志，上籍御史台，延请诸公缙绅总之。提学副使冯公烶，以郡县所修书尽送其所。起于万历四十年（1612）冬，至四十四（1616）年春，首尾五年，论次成书。 不过，这只是《闽书》的初稿。据厦大校点组《校点前言》，崇祯元年（1628）至二年，何乔远又对《闽书》初稿作了订补。这是由于初稿写成之日，原当局诸公相继离闽，刊印之事遂被搁置，新当局张某，出资誊写。而何本人也于泰昌元年（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起官光禄卿等职，至天启五年（1625）假归。 崇祯元年三月，熊文灿出任福建巡抚，筹资刊印《闽书》。于是，何乔远又增补了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八年的资料，完成明神宗一朝之终始。 所补资料，有些史事晚于万历年间。增补《闽书》工作，迄于崇祯二年（1629），因他这年再次起官，任南京工部右待郎，至崇祯四年（1631）秋告归，同年逝世。 在《闽书》刊印期间，何乔远还对雕板的某些书版作了修订。刊印时间，即熊文灿任福建巡抚期间，即崇祯元年三月至四年五月。当时征集福建五府刻工，集中在福建（或建阳）刊印。刻工的生产组织是按籍贯划分的。 由上可见，何乔远《闽书》写作与成书的过程，包括：一，编纂初稿。起于万历四十年（1612）冬，至四十四年春，首尾五年；二，增补内容。即增补了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八年的资料，完成明神宗一朝历史之终始。时间为迄于崇祯二年（1629）；三，修订雕板。即在《闽书》正式刊印期间，何乔远又对雕板的某些书版作了修订。时间至崇祯四年（1631）五月之前。总之，从编纂、修订到雕板、成书，前后历时近十年之久。如加上郡邑修志供稿，至少还要多一两年时间。 据此，且不论《闽书》修订雕板的年间，单论增补之年（崇祯二年，1629），距林尧俞南溪草堂建成时间（天启五年，1625）已是四五年之后了。岂可说“何氏写作《闽书》时，南溪草堂尚未诞生！”呢？何来所谓《闽书》成书日期，与南溪草堂问世前后“整整存在五年时间差”呢？何能断言“从《闽书》是绝对读不出南溪草堂来的”呢？ 上述《闽书》编纂与成书的情况，只要翻阅厦门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闽书》校点组校点，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闽书》有关内容，即可完全了解。或者只要阅读厦大校点组的《校点前言》，也可以大致了解其始末。许先生之振振有词提出“时间差”的问题，只能表明他谈论《闽书》写作与成书的问题，似乎并没有翻检《闽书》原著，没有阅读《闽书》缘起者的几篇序言，没有阅读书中总纂者何乔远亲自撰写的、反映编书历程的《我私志》，也没有浏览该书整理校点者的《校点前言》，以至于对《闽书》编纂与成书的情况，不明真相而妄然定论，从而得出“《闽书》成书日期与南溪草堂问世前后整整存在五年时间差”，“《闽书》是绝对读不出南溪草堂来的”错误结论。这是时下颇为盛行的那种“快餐式”论学治史的常见弊病。 《闽书》作为一部154卷、35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先是组织八闽各郡分别修书出稿，而后仅四五年总纂初成。虽难免某些地方有取材不失严、舛误之处，但总体而言，它保存了诸多珍罕记载，仍然具有较高参考价值，向来为学术界所重视，并为众多学术著作所征引。不能抓住书中个别问题，随意否定其存史价值。许文强调“（《闽书》）其材料主要来自福建各府州县的志书”，似欲借以贬低其价值。殊不知，恰恰是志稿来之于郡县之手，记事倒是更能接近、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这是不言而喻的。至于《闽书》对南溪草堂的记载，是否不幸真的属于所指“取材不失严、舛误之处”之列呢？窃以为，若与其他史料互为印证，综合分析，则是不难辨明的。 笔者想要指出的是，拙著《莆阳名人传·林尧俞评传》，关于林氏南溪草堂的注文，一共罗列了四条史料，何乔远《闽书》只是其中之一。为了澄清问题，特全文复制于下： 〔清〕廖必琦《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一《舆地志》云：“南溪。去凤皇山三里为南溪亭，亭中有浣花坞、雪涧、小天门诸胜，林尚书尧俞建，今遗址犹存。” 又，今人宋湖民《莆田掌故见知录》云：“去凤凰山三里为南溪，明尚书谥文简林尧俞建亭于此，中有浣花坞、雪窦、小天门诸胜。今遗址就湮，仅有一石刻，文震孟书‘南溪’二字，岿然独存耳。余尝偕慰民、平若往拓石刻，纸初上石，辄为风裂破，如是者五次，竟空手而归。” 又，张琴《民国莆田县志》第六卷《古迹》云：“南溪草堂。在南山后南溪岭，明尚书林尧俞别墅。清初（广东长宁）知县俞荔重葺之，艺松种竹，顿复旧观。今已片瓦不存矣。” 明何乔远《闽书·方域志》“凤凰山”条目曰：“（南寺）去寺三里，有大迂坑。乱山中，有泉喷涌，汇为澄潭，两岸如削。邑人宗伯林尧俞辟治之，曰：南 （溪）。山负乎楼背，水周乎堂下。” 对南溪草堂的记述甚为明晰。近有人考证认为，南溪草堂是在常太的莒溪，完全把林尧俞草堂的方位搞错了。以上四条历史记载，充分有力地确认其非也。莒溪之说，不仅违背众多的历史记载，亦有悖于古人草堂的命名规例，更违背创建别墅的初衷。历史研究，分析、设想、推断都是允许的，但切不可先入为主，以臆想去代替史实。 窃以为，对史料的综合辨析，乃是研究历史、征引使用史料的基本法则。许先生不是完整地对本人征引的所有史料进行综合辨析，而是割裂臆会，断章取义，“见风就是雨”，而草率断言，是违背历史考证最起码方法的。或许可以糊弄蒙蔽某些读者于一时，然而一经深入全面考察，便能真相大白矣。 不妨退而论之，即便从其所言，《闽书》成书日期与南溪草堂问世，真的存在所谓的什么“时间差”，姑予认账。可是，在《闽书》之后百多年成书的廖必琦《兴化府莆田县志》，大约三百年后林扬祖的《莆田县志稿》，以及近代张琴的《莆田县志稿》，现代宋湖民的《莆田掌故见知录》等史钞掌故等，关于林氏南溪草堂记载的几条注文，无不是距离何乔远《闽书》上百年之后的后人著述，对林氏南溪草堂的地址，无不言之凿凿，先生为何一概视而不见，听之不闻了呢？ 这表明，许先生在考证历史问题时，对史料考证取舍的一种极端实用主义手法。为了满足其“溪南说”的立论需要，不惜割裂他人的一系列论据，掩盖于己不利的史证，摆出一种真理在手的架势，这哪里是探求真知的科学态度呢？至少表明，他似乎还不会，或不懂得，或是不愿意，对史料进行综合辨析；抑或另有其他什么深意，局外者是很难捉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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