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疏理莆籍名臣致仕事迹时，发现古代官场恋栈之风甚烈，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为子女所累。一些官员“乞骸乞到骸骨归，请老请到老尽头”，任劳任怨，受苦受难，即便老病缠身，仍勉强供职，欲为子孙多多积聚财富，以备后用，可怜天父母心！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作为一个资深官员，历身朝中朝外，官至刑部尚书，对官场习气可谓了如指掌。曾作《不致仕》诗，讥讽“年至八九十，齿堕目双昏”的老臣，“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其实他自己亦承认：“尚有妻努男，犹为组绶带(古代王侯佩玉丝带)”，至自己有了小宅别墅，又无子孙婚嫁之累时，方叹“归去(辞官)诚已迟。”白氏终以刑部尚书致仕，待遇甚丰，例领半薪，故云“半俸资身亦有余”。比起杜甫挂冠后，常叹“街头酒价常苦贵”，显然日子好过得多。
    南宋爱国词家辛弃疾，五十余岁时曾先后出任福建提刑、福州知州及福建安抚使等职，仕途不遂人意，故拟乞归。不意“犬子以家产未置,止之”，阻止老子退休，气得辛弃疾赋长短句《最高楼》骂之：
    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汉代鲁人穆生，尝与楚元王交好，穆生不嗜酒，元王常为设醴。及王嗣位，忘设醴。穆生曰：“酒不设，王之意怠矣。”遂去。）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渊明）县令，是吾师。
    待葺个园儿名“佚老”，待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 咄豚（猪）奴，愁产业，岂佳儿，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
    辛老痛咄其子如猪，为产业而忧愁，实非“佳儿”（好男儿），指出“富贵是危机”，欲以穆生、陶令为师，及早抽身而去，是有点自知之明的。由此看来，如何教育子女，传宗继业，乃古今社会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余读郡志看到，有几位莆臣，则能超越世俗思想的牢笼，以积极开放的心态，教子不贪世荫，自致功名，挺身报国，成为史家推崇的一股清风。

向学仕进    视书为宝

    科举入仕，是吾莆士大夫阶层，实现其人生价值的通行大道，包括为数不少的恩荫补官子弟，亦是由此衍生的。儒学经典作为科试的主要科目，历来被视为入仕的王牌利器。汉代人韦贤、韦玄成父子，均以明经入仕，官至丞相，遂使邹、鲁一带流传民谚“遗子黄金万　(竹箱)，不如教子一经”。吾莆士林素以“海滨邹鲁”自号，可证其影响之广大深远。莆阳自五代梁陈郑露“开莆来学”后，民间兴学之风日盛。唐代莆田县人翁承赞以探花登第，官至宰相。他曾不无得意地唱道：“人家不必论贫富，唯有读书声最佳”。“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于莆郡蔚然成风。宋代吾莆名臣宁国（今安徽宣城）知府林彬之，原籍福州，徙莆而居。先祖林采贫而苦学，其遗训是“吾家赀薄，汝曹当以笔耕”。望门大族更是将读书做官，作为教育子弟的主旨。为此，无不将书视为高于金银价值的优质财宝。
    宋代莆田县人朱元飞，字希实，仕宦三十年，初为同安县（今属福建厦门）县丞，官至福州通判。居官不营产业，所得薪俸即用以购书，每部三本，分遗三个儿子。莆田县人方崧卿，字季申，历知上饶（今属江西）、南安（今属福建）、吉州（今江西吉安）等职，除广西、京西转运判官。所得禄赐，半为抄书之费，家藏书达四万卷。莆田县人林霆，入仕四十年，历官五任，聚书数千卷，皆自校雠，谓子孙曰：“吾为汝曹获良产矣！”无不将书作为优良的传家之宝，这是对“遗子黄金万　，不如教书一经”的最好诠释。
    清人《续莆阳比事》载有一则“问金骇愕”故事。称莆田县籍陕西参政陈观，因丁艰归里，儿孙闻陕地产金，从容问金矿何状。陈观愕然曰：“待罪藩寮，幸无遣汝曹戍籍，足矣！何金之问耶？”意思说，没将你们送去陕地守边，便算万幸，还问金矿做什么！显然陈观不欲子孙贪恋金银财富。明代尚书林俊赴任别家之际，留书教子，强调“名家子植立尤难。须收心养性，立志务学。”（见素集·杂著》卷十一）
    上列诸位贤臣的共同之处，即向学仕进，视书为宝，不屑金银财宝于一顾。
    古代士族读书做官的观念，固然含有极浓的功利主义，包括“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万钟粟”的利益刺激。但不可否认，读书能使人明理，滋养士人“立功、立德、立言”之志，使其中不少人进入社会精英阶层，忠君报国，抚民济世，对历史作出了有益贡献，同时亦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由此亦可看出莆谚“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具有进步的社会意义。

诗礼仁厚    家族有范

    “壶公簪绂数如沙，三世青云在一家”，“自从曾祖初攀桂，直至曾孙不歇枝。”家族联桂，人才辈出，是吾莆举业之一大特点。望门大族，在整个举业中居于优越地位。此并非家族有何特异基因，主要得力于世代传承的家学渊源，及其厚实的经济基础，多数家族重视对其子第的训育。
    明代刑部尚书林俊，中年于湖广按察使任上，引疾归家居养。除主持修葺九牧林氏祖墓、宗祠外，还为家族订立了家范和族范，以传承林氏家族忠孝、仁厚、诗礼之泽。兹录于下：

    〖联桂族范〗
    凡林子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内外有别，尊卑有序。礼义廉耻，兼修四维， 士农工商，各守一业。气必正，心必厚，事必公。用必俭，学必勤，动必端，言必谨。事君必忠敬，居官必廉慎，乡里必和平。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毋近声色，毋溺货利，毋亲丧不 ，细行不谨。毋信妇言伤骨肉，毋言人过长薄风。毋忌嫉贤能，伤人害物；毋出入公府营私招怨；毋奸盗刁诈、饮博斗讼；毋坏名丧节、灾已辱先。善者嘉之，贫难死病疾周恤之；不善者劝诲之，不改与众弃之，不许入祠， 以共绵诗礼仁厚之泽。敬之、戒之毋忽！

    〖家范〗
    吾林子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肉外有别，长幼有序，嫡妾有分。子弟有学，贫难相助，各治一业。毋干外事，毋好游逸，毋学赌博，毋近声色，毋涉势利，毋信妇言，毋及人过。立志必希文（北宋宰相范仲淹）， 为学必仲晦（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居官必阅道，处乡党必彦方自期。妇女必贞洁，必勤俭，必绝淫妒。臣不事二君，女不嫁二夫。以共绵忠孝之泽。敬之、戒之毋忽！
    林俊所订《家范》、《族范》，虽含有封建礼教的某此糟粕，尤以蔑视妇权为意，诸如“妇顺”、“毋信妇言”、“妇女必贞洁”、“女不嫁二夫”之类，实属封建礼教主流观念之一。这是林俊所难以超越的时代局限性。但“两范”所立，总体上告诫家族成员，以忠孝礼义、知廉识耻为取向，气正心厚，好学守业，洁身自好，勤俭治家，互敬互助，和睦相处。既对家族成员行为准则的全面规范，亦是对子女立身处世的基本要求，弘扬了中华民族家礼家风的优良传统。

教子有方    立志报国

    郡志载有莆臣教子的成功案例。宋代仙游县人陈吉老，字子州，少通春秋三传，学孙吴兵法，慨然有志于事功。长子陈希造，字贤御，吉老每于教子诗书之暇，必令读百将传，习骑射。每曰：“今中原扰乱，正臣子捐躯报国之秋，非文武兼资未易了此。”金兵攻陷京口，年仅16岁的希造被俘至北庭，令其牧马。一日，北师南向，希造乘金兵南移之机，选择平时所调御的良马，策奔归来。因其勇敢机智，被视为“定乱器”。后调杨州录参，每战必居前锋，屡奏凯捷。
    绍兴初，金虏侵掠汀州（今福建长汀）郡境，时任清流县（今属福建）丞的陈吉老，整众而誓，士众感奋，大破虏寇。长子希造身先士卒，登城战死。吉老忍痛率众追击，全歼余党。至收兵还郡时，将以下迎接慰劳时，无不为之恻然。吉老曰：“马革裹尸，南人男儿，古人所慕。大丈夫死，患不得其所耳！吾儿报国而死，又何足悲哉！”敌寇自此远遁。远近民众争绘吉老、希造父子像奉祠之。这是个甚为感人的壮烈故事，亦是莆臣成功教子的一个典型。

居官清廉     言传身教

    清正廉洁，重义轻利，向来是儒家倡行的居官准则，亦是许多莆臣教子的重要方面。他们身传言教，甚至于诀别之际，仍念念不忘告诫之。
    宋代仙游县人傅伫，历官多地，居官清廉，“仕宦三十年，先畴无所增益”。病危时犹不忘诫诸子曰：“吾平生无愧俯仰。殁后，汝曹居官主清，治家主严，奉先主敬，叙族主恩，造次颠沛，必主忠信。能用吾言，虽贫贱犹为有德君子。”其子傅淇，被宋孝宗指名擢为监察御史，“纠察庶务，风采凛凛。”从子傅诚，迁太常博士，“性甘清贫，俸入不值产业，悉以置书。”从孙傅大声，拜循州（今广东惠州）太守时，上任日有“例用钱”千缗，大声悉却之。看来，子孙们不忘先祖“居官主清”之诫。同县籍陈吉老，金兵南侵时，宋高宗授以杨州安抚使要职。行前，以书付仲子希锡，嘱云：“吾万一死于边，汝他日出官，不得取俸外钱，谓之有例，上负君父，下辱祖先。”尽现其廉洁奉公本质。
    仙游县籍秘书郎许巽，字少阳，乾道五年（1169）进士，居官清廉，人号为“耐贫翁”。补外知滁州（今属安徽）时，州监司及邻郡皆有互送“羡余”（官署“外块“）之例，每月不下三百余缗。许巽以“非法所当得”尽归公库，胥吏畏服。后乞郡改知漳州（今属福建），卒于途中。许巽尝曰：“居官之要，清字作根本。鹑衣　食（生活简朴），便了一生，何暇积聚为子孙计？”看来，此翁的“子女观“颇为开明，无意为子女所牵累。如此，不仅有助自己保持清廉，亦促使子女自食其力，自致功业。
    有趣的是，宋代仙游县另有一位许巽。其父许稹，历都官郎中，通判德州（今属山东），以廉吏举为监察御史，未造朝而卒，依例可获致仕恩。当时凡该致仕者病卒，吏部差官未到，亲属不敢敛葬。许巽曰：“人子不能自致功名，希致仕恩以累亡者，可乎？”许巽果与二个胞弟许贲、许异及二个侄子，相继登第，实现“自致功名”的之愿。
    明代莆田县人陈光华，字道蕴，嘉靖八年（1529）进士，授祁门（今属安徽）县令，后转南京户部郎，迁云南知府，居官清廉。黔国公沐朝辅死后，其妻阴取他姓之子承袭。沐公朝辅之弟朝弼，向朝廷申请承继，旨下勘问。抚臣以嘱光华，朝辅妻亦入万金为赂，光华不纳。经察访其子非真，议报应由朝弼承继。后光华因遭诬陷落职，家贫，租屋而居。参政万某尝以寺租屯田为馈赠，光华辞曰：“不欲以恶业遗子孙也！”陈光华居官清正，洁身自好，不欲以“恶业”（不正当产业）遗世，不失为古代清官教子传业之范。
    宋代莆田县人黄颖，历官清溪（今福建安溪）县尉、剑浦县（今福建南平）主簿、知长泰（今属福建）县、权龙溪（今属福建）县尉，居官清廉，有政声，卒于官。临终，嘱子黄公坦曰：“吾宁可埋葬道侧，亦不可受人财物治丧。汝遵吾之命乎？”长泰、龙溪两县“士民争赍金帛以赙，公坦一无所受”。黄仲昭在《兴化府志·黄颖传》评论曰：“父之道行之于子，可以为世楷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