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读莆郡人物志，常见贤臣清廉守节事迹，虽是寥寥数语，予人印象甚深。宋邑人李俊甫《莆阳比事》载：宋代莆田县人林孝泽知漳州，“一夕视事竟（完毕），有持烛送至 内（指门内），孝泽曰：‘此官烛也，何可用之私室！’亟命持去。”林孝泽作为一郡之长，工作到傍晚，下属拿烛照明送他到内室，纯属保护性的生活细节，并不为过。林公却认为公烛不可用于私室，急命持去，一点不沾公家的光，可谓公私分明，一丝不苟。其清廉自守精神，令人叹服矣。 从莆阳郡志看，林公这种清尚高行并非个案，在宋、明时期的莆籍贤臣中，类此公私不犯、清正廉洁、严于自律者不乏其人，均有令人赞叹的一段廉政佳话。宋代莆田县人吴公诚为古田县尉，积阶朝散大夫，志称其“居官三十年，始终检饬，凡衣服布帛，家人所需，悉因乡里市致，未尝取之于官。”检饬是检点、自我约束的意思，是说他做官三十年，始终严格自律，凡属自己的衣服布帛与家人所需，全部从乡里购买送来，从未向官府索要。 更有意思的是，吴公诚不但没有利用职权公买私用，而且在退休时，“计所受俸，自费用之余，悉委于官至千缗（一千文钱为一缗，即一贯），死日家无赀（财物）。”意思是，计算所享受的薪俸，扣除自己费用之外，剩余的全部上交官府，有一千贯之多，以至于过世时家里没有剩余的财物。吁，公诚、公诚，真是奉“公”至“诚”也！ 明代莆田县人林云同，掌管江西九江专卖税务大权，离任时，将例属自行处置的杂税款悉数上缴公库，“不持一钱行”。莆田县人郑汝舟、唐维城，相继为安徽芜湖专卖税官，均做到“一钱无所要”。三人身为税官，一清如水，做到了“常走河边不湿鞋”。 古之官府，常有“羡余”之类的潜规，类似今日某些部门名目繁多的“乱收费”，成为本部的“小金库”。许多州县官府于是以“兄弟单位”的名义互送“例钱”，即以曲线迂回的战术，瓜分“小金库”，堂而皇之分享搜刮而来的“灰色收入”。对这一惯例，贪官们循规蹈矩，按例索取，多多益善；清官则视为巧取豪夺，无意染指。宋代莆田县人苏钦受命出守四川巴州（今四川巴中市），该州因无衙卒前往迎接，按例出“脚钱”三千缗补贴他，苏钦却“悉数封还”，后来用以充当本州府的赋税。苏公移任阆州（今四川阆中市）知州时，“自俸给外，例钱互送皆不受”。宋代仙游县人许巽，以秘书郎职衔出任安徽滁州知州，有监察邻郡之责。当时各郡皆有“互送”之例，每月不下三百余缗，累积达一万四千余缗。许巽“以非法所当得悉数付公库，胥吏畏服”。许公居官所至，以清俭廉洁著称，而有“耐贫翁”之号。 一些位居涉外官衙的莆臣，亦是清心如玉，一尘不染。也是这个林孝泽，他曾经担任提举广东市舶，即掌管理外国商船贸易事务官署的长官。时有洋商之妇以特产宝玉贿买官员，要求允许其进行违禁贸易，经过疏通而获准。孝泽闻之，曰：“我为使者，岂可以一贾妇而使朝廷废二百年互市成法（指对外通商法规）？”上书力争，坚持不予放行。明代莆田县人宋端仪，任礼部主客员外郎三年，各国朝贡的使者，往往奉礼求见，实属“国际惯例”，宋端仪却“一芥弗取”，外国使者每有所请，就列举故典来开导他，外使往往心悦诚服而去。 上列几位莆臣廉政事迹的共同特点，可归为一个“清”字。清者，清楚明晰、清正廉明也。就是居官处事，清明廉正，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徇公废私。与以权谋私、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化公为私之徒，可谓大相径庭，冰炭不投。 从历史上看，“清”是做官的一条基本法则。宋代名臣吕本中著《官箴》一书，开宗明示曰：“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古代官场无不奉为圭臬，视作居官之要诀。莆籍宋代秘书郎许巽尝言：“居官之要，清字作根本，鹑衣彀食，便了一生，何 积聚为子孙计？”鹑即鹌鹑，彀为待哺雏鸟，俗谓敦无常居，彀待母食，喻人生活简约。这位秘书郎明确主张不必为子孙积累财富，是具有深意的。面对时下一些官员，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地为子女谋财聚利，而身陷囹圄的悲剧，不能不佩服这个“耐贫翁”的清醒和明智。 无独有偶，宋代另一位秘书郎、莆田县人方峻，请老去南京担任闲职后，尝在居所凿井见泉，于是祈祷曰：“愿子孙居官清白如此水。”仙游县籍南剑州（今南平）通判傅伫，仕官三十年，家座无增益，病危时犹不忘告诫众儿子们曰：“汝曹居官主清，……能用吾言，虽贫贱犹为有德君子耳！”可见，居官主清，不仅是官箴，而且是作为士族宦门的一条重要家训，世代以传。林孝渊、林孝泽俩兄弟都是清介之臣，林孝泽之子林 历官多处，均以“刚方廉介”为当世所称道。 如此并非偶合，而是表明林氏已形成清廉从政的优良门风了。仙游籍南剑州（今福建南平）通判傅伫，及其孙子、司封郎中傅诚，亦牢记乃祖的嘱托，“性甘清贫，俸入不殖产业，悉心置书。”傅诚从子傅大声出人循州（今广东龙川 ）知州时，“州有例用钱（即小金库的钱）千缗，悉却之。”足以证明，“居官主清”的观念，在古代士族精英阶层，是相当深入人心的。他们执政清正廉洁的高行，既非天性使然，亦非一时心血来潮，或为盗名欺世的逢场作秀，而是在儒家修身治国思想的长期薰陶下，凝结而成的一种政治理想，一种对人生的价值取向。《宋史·陈宓传》称，陈宓生前深爱诸葛亮“身死家无余财，库无丝帛。”也是这种思想体系的表现。 唐代著名诗人孟郊咏史诗云：“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赞颂伟大圣贤居高临下，如日光普照人间，绝无一丝施予私人。中国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治国经验极为丰富而深刻，其核心首推一个“公”字。宋代名相司马光曰：“政者，正也。为政之道，莫若至公。”著名理学家朱熹曾经一度出任太守之职，他以通俗语言总结治政所得，曰：“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稍（无结果）。” 官场作为权力运作之所，历来是清吏与贪官现形露相的天然政治舞台。“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这虽是古代官府司空见惯之事，然而，“百年富贵今谁见，一代功名托至公”。大浪淘沙，聚金粹玉，一个时代留下功勋美名的，却是大公无私者。这些清廉耿介之臣，正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中流顶柱，成为激励后人前赴后继（而非“前腐后继”）的榜样。因此，从历史角度看，莆郡涌现的林孝泽等一批清廉贤臣，正是清明公正治政，“天下为公”这个优良政治传统的忠实接棒者。 林公“公烛”之论，或许会被时下一些慷慨大方者讥为“小题大作”，甚至嗤之以鼻。然而，窃以为，正是这种毫不起眼、微不足道的一烛之光，却强烈地折射出一千多年前宋代一位臣子的至公之心，及其严于自律的精神。时至今日，仍不失其警戒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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