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有“江南古建筑之花”美誉的元妙观三清殿，如今正以修葺一新的姿态孤独地盘踞在莆田市中心。这份孤独，既非来自形单影只的怀物嗟叹，亦非源于改头换面的自我凭吊，而是一种物换星移的时间乡愁。历史上，这里曾是莆阳古城“九头十八巷”的中心点，浩如烟波的民居如众星拱辰般拥簇着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庙宇。而今，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在梅园路北面，成片的古民居都已相继为高楼大厦所取代，唯有三清殿因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特殊身份而独善其身，继续留在原处与对面的坊巷老区隔街相望。唯一令人欣慰的是，从重修再现的建筑主体结构上，人们依稀还能辨认出它昔年的尊崇和荣耀，听见当年长长回荡在深巷中的书声及吆喝。 现存的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六间——“面阔”和“进深”都是古人用来描述宅建面积的单位，相当于现在的长和宽，在科技不甚发达的封建朝代，这种视觉上的度量衡显得更为直观。步入大门后，徘徊在梁檩斗拱下，彳亍在阶石枋柱旁，复杂的榫卯和精致的雕工不时映入眼帘，诠释着来自壶山兰水的雄邑遗韵。在岁月之河经年累月的冲洗下，这里的每一道刻痕、每一颗尘埃都显得丰厚而凝重，隐约间可以让人看到蛰伏在正脊间的每一个朝代，穿行在门户中的每一张面孔和发生在廊庑下的每一件往事。 千古兴替，细说从头。在“安居乐业”的传统文化氛围下，建筑物的产生与渐变成为了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辐辏。邑人王鸿曾在《家说》中写道：“（家）其上为檐，以遮风雨；其下为豕，可资祀享。家字造也，志先民终穴处而始室居。”作为人类繁衍生息最主要的承载物，随着其社会活动由最初的居住延伸出后来的出行、祭祀、政治、军事、宗教等内容，建筑物的内容和结构也在不断发展并丰富。游龙卧虹的路桥、庄重肃穆的宗祠、森严端庄的府衙、飞阁流丹的庙宇，无一不在闪耀着先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纵观历史长卷，中国的建筑物发展大致有三个兴盛期。一是“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的秦汉时代，在中央集权首度得到建立并加固的背景下，统治者们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三教九流的统一上，个中亦包括建筑，其影响也一直延伸至“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南北朝时期；经历了逐鹿中原的战火淬炼后，“雄州雾列，俊采星驰”的隋唐盛世为中国建筑的发展造就了第二次巅峰，自有唐到明清，与外藩在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间的交流，为传统建筑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一时期的城垣、园林、桥梁、宫殿等都多有传世；最后一次兴盛则是在“放眼看世界”之后，中国的建筑在与近代世界先进文化的碰撞中推陈出新，在近半个世纪内忧外患的烽烟下历久弥坚，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和谐太平的环境为其高速飞跃创造了条件。当岁月的胶片悉数定格，时间与空间便不期而遇，这么说来，三清殿与高楼大厦共处一域，或多或少有一种古今交汇的味道。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时为了强化权位观念，曾对全国内的建筑物也进行了等级界定。界定的参照系便是屋顶，即分为庑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卷棚顶及攒尖顶七种，其中庑殿顶和歇山顶又有重檐及单檐之分。莆田古称“文献名邦”，上述的这些形态都能在这里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代表性建筑。 在所有建筑物中级别最高的庑殿顶，多见于宫廷建筑及丛林寺院，如莆田四大古刹之一梅峰光孝寺的天王殿，以及仙游鲤城正觉寺的大雄宝殿。由一条正脊及四条斜脊所张开的四个坡面，让此类建筑既保持了线条的简洁，亦体现出空间的扩张，极具威严之仪。庑殿顶在佛教寺院中的广泛运用，亦反映出清朝时重佛抑道的官民信仰生态。 倘若将庑殿顶的边沿稍作修饰，加上四条戗脊，便形成了歇山顶。与前者相对应，歇山顶建筑几乎成了道教观宇及一些重要建筑的专利。比较著名的有湄洲妈祖祖庙、仙游文庙、兴化府城隍庙以及一些大宗祠等。据史载，与三清殿比邻而居的兴化府城隍庙是前知府盖天麟仿兴化府衙样式建成，由此可见，在古代歇山顶建筑也广受政务部门接受与青睐。线条的拼织，平面的叠加，使得歇山顶披上了一袭古朴之气，大有遗世而独立的神韵。 这种神韵，也是一个人从民间到庙堂，从江湖到宗祠，任光阴在他身上凿下密密麻麻的阶梯，而当他登高望远，振臂一呼，却发现早已尽失前路的惆怅。但古今熙攘，又莫不如此，唯有隐藏在闹市中的故宅，还隐约含住其儿时的乳名。科举时代“学而优则仕”的尚儒风气，让沉浮其间的家文化平添几多沧桑。从兴化府城隍庙走到马路对面，便来到坊巷老街。这是如今莆田市区中唯一保存下来的古民居建筑群，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大宗伯第。大宗伯，周代设六官之一，隋唐时用作礼部尚书的别称。府宅的建造者陈经邦原系明朝礼部尚书，故有此名。庭院深深深几许，站在“启沃亲臣”的牌匾下，从这座三间七进的大院便可窥见陈氏当年的显赫一时。与此同时，大宗伯第也是悬山顶建筑的代表。 悬山顶，又名出山顶，只由一条正脊及四条垂脊组成，常用于古民居及宫庙的辅助建筑。它与硬山顶相似，唯一的区别便在于梁檩是否超出风火墙：超出的为悬山顶，反之为硬山顶。古时，一些达官贵族为了显示自家的超凡地位，会在房屋建造时用抬梁的方式造出双脊顶甚至三脊顶，从而使这两种原本平实无奇的建筑更有层次感。在莆田，悬山顶建筑与硬山顶建筑分峙平原及边缘乡镇，后者高大的风火墙在山区或海边能发挥更大的防风防火效用，充分体现了前人因地制宜的智慧。 时光如水，古建如茶，个中韵味，需细细品酌。从老街最东边走到最西边，不过十来分钟，而历史却在此往返停留了一千四百多年。自莆田首任县令陈迈定居此地开“刺桐陈”衍派以来，坊巷开枝散叶，渐成莆田城区中的一处文脉。这里的古民居鳞次栉比沿街排开，大门口置有“门当”和“户对”的豪宅比比皆是，除大宗伯第外，还有彭鹏故居、林扬祖故居、玉井陈氏宅、郭尚先故居、武魁第、中宪第、崇功祠等多处文保单位。如今的坊巷已成为莆田市区最主要的一条商业街，这些古建筑在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之后，又以另一种姿态哺育着新时期的人民。它们同样是孤独的。 值得庆幸的是，在莆阳大地的其他角落，亦散落着一些古代民建遗珠，能够借助城中四通八达的水网，彼此隔空倾诉着白驹过隙的感伤。位于拱辰街道东阳村的明清古建筑群，一直以来都是浮山陈氏的族居地。这里科甲连芳，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十一位进士，为“海滨邹鲁”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建筑亦在继承传统样式的基础上，保留着最为鲜明的莆田特色：即选材上过多地运用红砖红瓦。这种单调而简洁的色彩既让建筑物在外观上保持了统一性，亦象征着普通劳动人民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与追求；更重要的是，这种选材上的创新，使得莆田古建筑有别于闽东古建白墙白瓦的肃穆和闽南地区出砖入石的浑厚而自成一派。在坊巷，在仙游东门老街，在涵西古民居群乃至莆田的大多数山区，都能轻易找到这类红砖建筑的影子。 红色一直蔓延到了海边。莆田三湾环绕，海风经年累月的造访让这种由粘土、页岩和煤矸石混合烧制出来的砖块疲于应对，于是沿海人民把目光转向了更耐盐雾侵蚀的长条块石。在神脉远播的平海村，人们将块石与蛎壳粉末混在一起砌造墙体，连础基、柱子和斗拱也都换成了这种材料，建筑物未经打磨的粗砺恰到好处地映衬着渔家人耕涛犁海的苦难与坚毅。就连神仙到了这里，也大都入乡随俗：村里上下有着大小宫庙十余座，过半为块石造硬山顶建筑。石屋守护着神像，正如神灵庇佑着众生，累世蒙庥的血缘、亲缘、地缘、商缘和神缘才得以代代传承，源远流长。 来到平海村，就不可不去卫城隍庙和天后宫。前者因主祀明朝江夏候周德兴，故宫门两侧各建有单阙一座，暗合城隍生前的身份。令人啧啧称赞的是，宫内沿进深方向的纵枋，皆雕成龙凤形状，用来托住房檩，显得浑然天成；为解决雨天排水问题，先人又发明了木雨披，接在椽木末端，将雨水引流至内埕再排到宫外。后者是世界上第一座妈祖分灵宫庙，始建于北宋，因宫内有108根柱子，又称“百柱宫”。柱子的大量应用在保持建筑物绝对稳定的同时，也削减了内部的空间。于是后人发明了抬梁法，用在梁上架梁的方式减少柱子的数量，但新的问题随之产生——屋内上层空间重量的剧增让础基面临空前压力，而高耗材也让建造者对成本望洋兴叹。在不断的探索和尝试中，一种空间结构更合理资源配置也更优化的建筑形态——穿斗抬梁应运而生，它也成为了上海世博会上中国馆的建筑原型。 如果说地理位置的局限性让整个区域的建筑美感不能尽数呈现的话，那么园林的出现便适时弥补了这个遗憾。涵江民居冠莆阳，江口园林甲涵江。作为近代史上有名的侨乡，江口镇的民建园林在融汇优秀传统建筑风格的同时，还有着不同程度的延伸，堪称一座民建博物馆。这里的许多建筑从照壁到门楼，从亭台到廊苑，一应俱全，见微知着；一泓清潭一池莲，一阵鱼簇一方亭，卷棚顶和攒尖顶开始有了用武之地，成为点睛之笔；更有邑间前赴后继的文人墨客，在梁间墙头题诗作画，经岁月浸染，成连城之壁。据说当年清廷也曾规定了建筑物彩画的品级，分为和玺、旋子和苏式三等：和玺描龙绘凤，仅限王室使用；旋子花团锦簇，辉耀官衙城楼；苏式花鸟虫鱼，栖落学子家第。如今斯朝已矣，森严的等级早已不复存在，这些彩画形式也都以民间艺术为载体，更为广泛地散入寻常百姓家。 直到今天，经济社会快速运转，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但传统建筑的影响力还在继续久远地传播着：妈祖研究院的雄伟，莆仙大剧院的壮阔，更有莆田市政府的正脊，莆田火车站的红砖，无一不在散发着莆阳传统古建筑的独特魅力。尊敬历史就是善待未来，在充分保护优秀古建及其文化的同时，莆田这座千年古城必将以更高大、更雄壮也更新颖的姿态展现后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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