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北上省城求学之前，张梅认为自己是一位生活在农历中的女孩：每年正月，家里都会往老家祖屋的砖墙张贴上一张火红的春牛图。十六年过去了，岁月追赶着岁月，时光覆盖着时光，唯一不变的是，母亲那双愈发苍老布满皱纹的手总能准确地从图中摘下一个个节气和节日，提醒着全家人四时正在变迁，传统仍被延续；而除了这些早已被标注并打印好的时点之外，另一些重要的日期，也在这一家子年复一年的温故知新中，铭刻成灵魂深处的隐形基因。 农历三月廿三，尽管晨曦微露，对岸开往湄洲岛的文甲码头便已开始了一天的喧嚣。母亲领着张梅早早来到这里，加入等候进岛的庞大队伍中。七点整，第一班船准时出发，在一声响亮的汽笛声里，张梅独自来到甲板，望着远处久违了的海面。三月的海风温暖而柔和，轻轻撩动着少女的长发与裙裾，有如自然慈爱的抚摸；三月降生的人，许是有了这季节的濡染与感化，也装满了大爱的情怀，就如那尊渐次靠近的高大妈祖像。香客虔诚而来，只为在当天纪念她的诞辰，并祈求来年家业兴旺，出入平安。千百年来，人们通过这种自发、准时而不间断的朝拜，蹈行着一座城市及其神性之间的契约。 时间回溯至公元960年，是年正月，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王朝。这次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少有的和平政权交接，显然并未打破远在东南边陲莆田的林愿一家的宁静，只是家中出生于三月的小女儿林默，其出生时不会啼哭的怪象令全家人一筹莫展。当时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位离奇降生的渔家姑娘将会在27年之后的一次海难中因舍身救人而魂归海天，他们更无法想象，在女儿离世后的漫漫光阴中，后人对她的敬仰、尊崇和朝拜，会如绵亘不绝的海浪，赋予其无尽的生命！在他们看来，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治好这种“怪病”，林愿夫妇于是选择了祈祷神明。这一行为也为我们传递了一条富有启发性的信息，即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乃至更早，在尚未完全褪去蛮荒胎记的福建，便已有无数的神明，以其若即若离的方式，充当着彼时人民的精神依托的角色。 纵观中国的民间崇拜，大致经历了三大高峰期。一是三皇五帝时期，鸿蒙初辟，教化未开，神话人物多为《山海经》中描述的人兽同身，我将其界定为图腾崇拜，这个阶段的神只奠定了民间崇拜中最初的派序；二是武王伐纣时期，能人异士，层出不穷，于是有了后来的姜子牙封神，我将其界定为英雄崇拜，这个阶段的神只填充了民间崇拜中职位的空缺；这以后中国的民间信仰，开始逐步走向平民崇拜阶段，在各地，肉身成圣的模式渐成主流，拉近了民间崇拜与日常生活的距离。从图腾崇拜到英雄崇拜再到平民崇拜，除折射出社会进步外，“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在不断萌芽，根深蒂固。在莆田，衣冠南渡之后的民系融合以及唐宋以降的科甲文明，使得上述三大时期的分水岭在此得到了完整的保留和薪传。 福建，旧称“闽”。早在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就已在《说文》一书中写道：“闽，东南越，蛇种。”蛇这种生物，自然就是斯地最早的图腾。和福建其他地方一样，早年的莆田曾建有许多供奉有蛇王的庙宇，本地人称之为“青公庙”，只是后来多有演变或佚失，早已无从寻踪。现今莆田地区的图腾崇拜，主要以玄武庙居多。玄武，又名真武，道家四灵之一，其形象为龟蛇合一。位于黄石镇上的登瀛北辰宫，即是莆田地区玄武崇拜的主要庙宇，与笏石月溪宫、兴化府城隍庙并称莆阳三大名宫；然而宫内的玄武塑像，早已摆脱了原始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手持宝剑的“玄天帝君”。这标志着，在玄武崇拜成为主流的年代，英雄崇拜已经开始了与前者之间的碰撞和融合。 明代小说家许仲琳在其代表作《封神演义》中塑造了数以百计的道教神只，除少数耳熟能详的（如杨戬、哪吒、李靖、雷震子等）外，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对号入座的象征（如五岳正神、二十八宿、天罡地煞等）。凡所有司，上至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下至山川湖海江河社稷，都有着相应的神职与之对应，正因如此，英雄崇拜也可视之为守护崇拜。在莆田，守护崇拜尤其突出，城有城隍，境有境主，社有社公，山有山神，甚至连封建时期的各级军营也都设有守护军旗的旗纛庙，众神各司其职，并配有相应的祭祀日期。由于守护崇拜中祭祀主体的符号化和模糊化，使得平民崇拜也在是时大行其道，二者之间同样有所碰撞亦有所融合，民间崇拜开始呈现出更多元化的格局。 为了厘清诸多神明的先后主次，依然是在明代，自宋朝沿袭下来的主祀和淫祀制度显得更加泾渭分明。主祀，顾名思义就是主要的祭祀，多用于一些官方常规祭祀的对象及少数奉旨祀典的平民神只，代表的是一种政府行为；剩下的，都归淫祀的范畴。而淫祀有时又可升格为正祀，在君权神授的时代，这对生活在相应信仰半径内的百姓而言，代表着一种无上的荣耀，是故无数金榜题名走马上任的学子，都热衷于整理各自家乡、各自辖区内平民神只的显灵事例，上报朝廷以博取敕封，颇有些类似于今天各地争先恐后的“文化走出去”战略。 更重要的是，一个人从平民身份到超凡入圣，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打破了人类与神鬼之间的界线，也昭示着这个人身上所具备的某些优秀品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和普及。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关羽。在《三国演义》的“玉泉山关公显圣”一章中，受到普净禅师点化后的关羽，完成了从提刀四处寻仇的无头游魂到万民钦仰的“关圣帝君”的华丽转身；之后，“佛教伽蓝”、“武财神”、“武圣”等一系列的累世褒封，无疑是对其身上的大忠大义和大智大勇的最高评价。 与关羽相比，莆田民间的平民崇拜，则显得更为丰富，大抵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胸怀大爱之人。2009年，“妈祖信俗”以其大德、大善、大爱的精神内涵和远播海内外的影响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而在妈祖之前，莆田就已有因伏波利济有功而被镌刻进《兴化军祥应庙记》石碑的“显惠侯”；在妈祖之后，又有筑陂惠民的长乐籍“圣妃”钱四娘、除暴安良的永泰籍“都天御史”张慈观，以及悬壶济世的莆田籍“三一教主”林龙江等人。这些民间信仰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充分显现出莆阳大地上一脉相传的大爱情怀。 第二类是节义忠贞之士。安史之乱中，因拒不投降而自杀或被杀的莆阳江彩苹和雷海青两人，被乡亲分别奉为了“江东妃”和“田公元帅”；哪怕是在睢阳之战中捐躯国难的山西籍守将张巡和浙江籍守将许远，也都被莆人请来，成为莆禧古城与仙游县的城隍。南宋末年，陈瓒、陈文龙在福建率众抗元，却终难力挽狂澜，城破之日，陈瓒被元军车裂，陈文龙在被押至杭州的途中绝食而亡，叔侄二人后分别被加封为兴化府与福州府城隍；那时，因受制于元朝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莆田邑人只有假托杨家将五郎杨延德，嫁接以“杨公太师”之名，来寄托对陈文龙的追思。明朝倭乱中，率兵南下在莆田取得林墩大捷的民族英雄戚继光，以及其手下屡立战功的莆田籍朱圣彬、戴嘉祉二将、战死沙场的广东籍水师将领孔兆熙等人，也都分别在黄石林墩戚公祠、平海彰善庙及黄石江东飞燕府里享有一方香火。他们的铮铮铁骨，锻造出莆人性格中与大爱情怀共存的另一面。 第三类是行业开山之祖。安史之乱中正义凛然的雷海青，因其梨园教头的身份，被从业者敬为“戏神”及“莆仙戏鼻祖”；五代十国间发明海水晒盐的陈应功，被后代奉为了“盐神”；在红木行业风行水上的仙游，人们则竞相供奉“木匠祖师爷”鲁班。行业之神的出现，从一个侧面映射出莆阳文明的辉煌轨迹。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种种民间崇拜看似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因为迷信必将被科学所取缔。但事实上，在不断传承与传播的过程中，我们早已不能单纯地仅以“迷信”一词对其一言蔽之，因为它们身上已经被赋予了崭新的意义。无论这个年代信仰有多贫瘠，古老的民间崇拜还在以沧桑的面庞，提醒着人们要时刻保持敬畏与感恩之心，并以其丰富多样的优秀品质持续传递着正能量。 一回我来到平海，认识了住在平海卫城隍庙中看护文物的八旬老人陈启源。一番寒暄后，我们开始熟络起来，他坎坷的身世也再一次经过那对年迈的嘴唇。解放初期，由于家中亲人被国军抓了壮丁，导致他也受到牵连，不仅大学毕业后就业无果，连青年时代的爱情也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告吹。如今他孑然一身，虽然早已平反，但原应赔付的工资却因数额巨大而遭到了刻意回避，他只有自食其力，守着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城隍爷成了他唯一的精神依靠。 无独有偶，又一回去莆禧古城游玩，遇到一户人家因遭村里权势强占土地，而从园庄镇远赴莆禧城隍庙求神问卦。我觉得既可笑又可悲。可笑的是这样的做法不仅无济于事，还略显幼稚；可悲的是在公平正义的阳光下，尚存有些许阴暗的角落。 好在偶逢张梅是开心的。在福州的南后街，这位即将大二的莆田姑娘正站在街口的岗台，向工作人员仔细询问报名参加2015年福州青运会志愿者的事宜。她说，如果有机会，她要把妈祖故乡的大爱精神带给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 那时我突然释怀了。同样是一座城市，同样是一种信仰，发生的故事却有喜有悲，有笑有泪；相同的只有这里的人们对真、善、美的坚信。它们也许从未到来，它们也许正在途中，但有了这份坚信的呼唤，它们必将如期而至！一切，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正如有句话所说的那样：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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