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这一生充满漂泊：年少时好为山川游，及稍长北上莆阳负笈求学，待学成便客寓长安考取功名；一朝高中亚魁之后，因得不到官职而继续辗转三辅之地，期间又游历太原，结生一段凄美绝恋。漫长的羁旅生涯，一点点吞噬着他的青春，以及其远在八闽故土的母亲及结发之妻的生命，也正因此，在倡扬“父母在，不远游”和“糟糠之妻不下堂”的伦理环境下，他饱受责难与非议。但很快，所有的身外之名都将化作云烟。公元800年，年仅45岁的欧阳詹在读到昔日与自己信誓旦旦的太原艺妓的绝命诗之后，百感交集，悲恸而逝；临死前，他立嘱要将自己的灵柩运回南方，葬在少年时与九牧林家兄弟共同读书的南山广化寺。 就这样又过了两百余年，同样背井离乡的长乐女子钱四娘，在变卖了所有家产之后，毅然离开鹤上镇祖居，只身来到华亭西许的将军岩下修筑水陂。早年失怙的凄楚命运，反令她抛却顾忌，以超出年龄的勇气与坚韧，投身谋福于民的伟大事业。要知道，在当时若想把汹涌潮水赶出木兰溪沿岸居民的苦难记忆，无异于痴人说梦。事实亦是如此，三年后，带着功亏一篑的满腔悲愤，年仅十九岁的四娘蹈浪自尽，滔天的洪流顷刻间将她的身躯冲到了数十公里外的青 村。远近乡邻闻讯赶来，在山上为她举行厚葬，并在芳冢旁立庙祭祀；因送葬的香火绵延数日不绝，那座山便被人们称为“香山”，庙也得名“香山宫”。 常言叶落归根，狐死首丘，物犹如此，人何以堪？只是欧阳詹与钱四娘，却要永远成为两位无法回家的人。如果说四娘的归宿是一种被动的顺从，那么欧阳詹的抉择则完全出自主观的意愿。后人常把这段往事传为其笃于友谊的美谈，事实上，欧阳詹与林藻、林蕴兄弟的私交，并不足以成为让他舍弃晋江故里的全部理由，这其间更多的，应是他对于自己在长安备考时无暇见生母最后一面的惭悔，以及在情感上背叛妻子林氏的救赎。同样，钱四娘抛家舍业，不辞劳远，除了其大爱无私的情怀外，还有一种将莆阳作为信念和理想承载地的期许。这么说来，两人魂归莆阳，其实又都是各得其所的。 在古代的道家看来，人之降生，始于阴阳交汇，成于凝精会神聚气；一朝离世，则魂魄归诸天际，肉体还于尘泥，山野之间便有了埋骨之地。生之依存，一家一户而已；死之去向，也仅占一墓一冢。家户有盛衰，墓冢亦有兴废。所谓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在循环往复的生命轮回间，有人来去无痕，有人世代传名——但平凡与伟大又有何意义，数百年之后，每个人的故事都要靠一 黄土来记述，功过也只能由一丛花草来评定…… 立秋之后，黄石海边的镇海堤显得愈发萧瑟。周边村庄本就人烟稀少，何况数公里长的海堤两侧，一边是荒凉无垠的滩涂，一边是零星密布的墓群。海边人性格淳朴豪放，命途也多艰难险峻，他们死后只草草地在田里垒个水泥或石条棺，便可安心长眠。一切都是那样简约，正如渔家人世代的起居、饮食和婚嫁，就连墓碑与名字也都尽数省去。他们大概觉得，就算获得一时的虚荣，也终难敌海风无尽的侵蚀和风化。一些年代稍久的墓穴，甚至都相继出现坍圮和断裂，裸露在阳光下的骨骸，让过往的行人不知该起敬畏还是悲悯之心。 东岱是位于南日岛最东端的一座小渔村。与镇海堤沿线村庄相似，这里的墓葬也一如前者，略去了墓主的姓名、籍贯和身世；不同的是，人们会在石棺表面镌刻上“福”、“禄”、“寿”、“贵”等字样，将他们无法实现的生活，注入对后代的憧憬。科学落后的年代，讨海人生得仓促，死得随机，他们毕生的希冀，无非是越过最后一片海域，然后登陆上岸，筑一间竹屋，垦几亩良田，娶一房媳妇，生几个孩子，从而彻底割裂此前那些风里来浪里去的悲苦岁月。 与他们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活在农耕半径下的人们，拥有着足够的理由，对自己的人生保持优越感。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生命安全和物质基础得到充足保障的前提下，他们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举考场的角力中；而当流年穷尽，丰富的阅历似乎也让他们有着更为饱满的底气，将自己的一生刻上土石，以供瞻仰。 莆田的民间墓葬多为石构填坑式，外廓常依山势修成“风”字形，并借助不同级数的墓埕撑开规模，这样的构造，一方面可以防止水土流失对墓体的破坏，另一方面也契合了“前照后靠”的风水基本定律；除此之外，墓丘也习惯性地被塑成龟背状，旨在借“道家四灵”之一来传递家族的福脉。这一不成文的法则，最初可以追溯至唐代乃至更早，如位于黄石的唐工部员外郎吴祭墓；而在境内现存的古墓葬中，若论形制与工艺，最精彩的首推宋墓，其中最大的四座，当属枫亭蔡襄墓、白沙郑樵墓、度尾陈谠墓以及常太李富墓；到了明清近现代，始建或重修于这一时段的墓葬，则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对传统的继承和延续，如西天尾的三台拱曜和九牧墓、华亭的林龙江墓、鲤南的南湖郑淑墓等。 尽管这古往今来不计其数的墓葬有着千篇一律的雷同，人们还是从中找到了标新立异的可能性。在古代，为了彰显墓主人生前的不朽功绩，朝廷发明了在墓前设立石像生的办法。石像生，又称石翁仲，是安放在墓葬前的两列石望柱、石人、石兽的总称，发轫于汉代的霍去病墓。其中，石兽多为石马、石羊、石虎等，石人则分为石文臣和石武将，不同朝代的装束也都各不相同；到了明清，相应品阶的官员墓葬及其所对应的石像生的内容和数量，都有着严格的规定。遗憾的是，除了蔡襄与陈谠墓前的石像生保存相对完整外，其余的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曾经权倾朝野的宰辅蔡京，因晚年贪渎，被盖棺定论为“奸相”。上个世纪，其位于枫亭溪南的墓葬受到了严重的人为破坏，不仅被盗去大量墓砖，连石像生也支离破碎，后来为了保全，不得不将其委身于蔡襄陵园。无独有偶，位于郊尾镇新和村的明礼部尚书陈经邦墓，原先也有着恢宏的外观，墓前还立有一座“皇明钦赐祭葬”石牌坊。然而，因为听了风水先生的“石马偷吃稻谷”的谣言，一些愚昧迷信的村民竟将其墓前的石像生尽数削去双腿，并倒立埋在土中，让它们“永世不得翻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更悲哀的是，被誉为“闽中文章初祖”的黄滔与唐代工部尚书刘克庄的墓葬，则遭到了全数的摧毁。如今，人们只能在一座新建的雕塑前凭吊前者的“规正”之功，只能以一方仅存的墓碑推测后者“万里骑蟾背”的去向。可叹时光既收容他们千载，却不能再容其一时；可笑故土已养育子孙亿万，竟安放不住一具枯骨！他们，终将魂归何处？ 就让过去的，都过去吧。谁说后来的人们，又岂非他们的再生？一个多甲子前，从乌丘屿上反扑的六千余名国民党士兵攻上了南日岛，致当时岛上负责守备的363位解放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收复失岛后的第十二个年头，莆田县委在尖山脚下的战斗发生地建起了一座纪念碑，并将早前匆匆埋葬的烈士遗体移至碑体下。如今，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儿女，可以继续在这里守望曾经殊死保卫的人民与来之不易的和平。谁说这最后的眠宿之地，又岂非他们的第二故乡？ 2012年深秋，我一个人沿着杭州西湖边的北山路，走到葛岭脚下的静逸别墅门口。那是座私家会所，一般不接受外人参观，但我告诉门卫自己来这只为拜谒先祖陈文龙墓，他稍加思索，便允许我进去。沿着狭长曲折的石阶而上，不到两分钟看到尽头处有一扇木门，拉开后便到了目的地。当时四野无人，唯有葛岭上空高大的法国梧桐，源源不断地往地面吐着落叶；那姿势与意境，像极了一次谆谆教诲。 宋末元初，兵败后的陈文龙被元军运到了杭州。面对蒙古人的威逼利诱，这位南方的汉子始终咬紧牙关，拒不投降，最后绝食客死异乡。与他同扶危厦的大臣陆秀夫，则继续护送幼帝南下，直到崖山海战后投海自尽。同样的，在他的异乡莆田东庄，也留有一座衣冠冢。 但异乡和故乡，又有何不同呢？须知，胸怀天下的人，早已经习惯了四海为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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