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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涌莆阳
【发布日期:2014-09-09】 【来源:】 【阅读:次】【作者:郑龙腾】
    清晨八点整,由石南码头发往南日岛的第一班轮渡,在高亢嘹亮的广播声中骑浪前行。顶层甲板上坐着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与其他同行者的兴高采烈相比,他显得格外安静,双眼从未离开过正前方的海域。人们从他的目光中读出了一丝战士的忠诚和一份游子的深情,那一刻,一个多甲子前的往事也正一幕幕地涌现在他的脑海中……
    老人名叫谢冕,生于福州,早年求学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退休。他曾是该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就任北大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及《新诗评论》主编。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以一位诗歌评论家的超前和敏锐,在一篇题为《在新的崛起面前》的论文中率先吹响“五四”之后新诗坛“有风,有浪,有骚动”的复苏号角。如今,谢老常被人们尊称为“华语诗坛泰斗”,但来到南日岛,他逢人只称自己是一位老兵。六十多年前,正在福州三一学校就读高一的他,面对祖国东南沿海一触即发的战事,毅然投笔从戎,随军增援南日岛。
    那是1952年底,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从莆田境内的乌丘屿上发动了一次突袭,致当时守卫南日岛的解放军战士全数壮烈牺牲。谢老所在的249团八连就在那场战役之后开进南日岛,他们在尖山上亲手掩埋了一连三百多位战友的遗骨,而后借寓民宿,开始了艰苦的挖坑道备战的生活。夜以继日的奋战,让废弃的镐头堆成了山丘,战士们的双手也都被磨裂流血起茧,这一挖就是大半年。后来,随着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节节胜利,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信心受到重挫,南日岛战局才稍有缓和。次年三月,249团接到撤退命令,在三江口镇与现在岛上的海防团进行了防务交接。时光荏苒,一别半个多世纪,谢老埋葬战友的地方、挖过坑道的山头、看过书写过诗的巨石、别着银簪的房东,还有毗邻猪舍的住处,都成了可歌可泣的日子,变得诗意起来;战友间死生相托的友谊,及此后纵贯半个中国的牵念以及穿梭整个甲子的羁绊,也随着峥嵘岁月日久弥新。
    尤其令人感喟的是,在返程途中,谢老又分享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大约2010年,他赴台参加一个华语诗歌活动,期间与彼此仰慕已久的台湾诗人    弦一见如故。他们攀谈起早年的经历,竟惊喜地发现,两人非但出生于同一年,更大的巧合在于1952年烽火交战后,由于战情扑朔迷离,国共双方都在彼此阵地上未雨绸缪,在离南日岛不远的乌丘屿,年轻的    弦和谢老一样,也正手持镐头,夜以继日地挖着防御坑道;又两年之后,这位年轻的国军士兵与另外两名台湾诗人洛夫、张默一道创办了“创世纪”诗社。
    现在的“创世纪”诗社,已然成为台湾省内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现代诗歌文学团体,先后团结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诗人,在华语诗坛享有超凡的声誉。2011年底,作为诗社“铁三角”之一的洛夫先生,曾首赴莆田参加“映像·莆阳”大型采风活动,并现场留下“雪落无声”的墨宝。看来历史在制造悬念与伏笔的同时,也总在寻找合适的时机,让一切发生过的事物都能拥有完满的结局。当然,这场世纪之约定然不是绝笔,在两岸关系日趋升温的今天,诸如此类的交流只会越来越频繁。2013年秋,受“创世纪”诗社的盛情邀请,我有幸也能登上宝岛,一睹彼岸前辈们的迷人风采。
    一日夜幕降临,在台北的西门町街头,我跟随人潮漫无目的地游走。不知是沿着哪个方向,也不知走了多久,忽一抬头看见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正中匾额上赫然写着“台北天后宫”几个大字,亲切之情油然而生。待走近,又看到大门两侧的楹联:显化溯湄洲克缓厥献惟后,英灵昭文甲用监其德也神。其中“湄洲”、“文甲”均是莆田地名,两者的位置又正如南日岛与石南码头那般隔海相望。当时庙里仅有一位年方二十出头的小伙,名叫严绍永,一番打听后,才得知他在附近经营着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每天打烊后都会到这里帮自己的守庙人祖父清洁卫生;祖父严信坤已年届七十,在此供奉妈祖近二十载,他的心愿也只是此生能够再有一次机会,拜谒湄洲祖庙。
    在莆田,湄洲岛与南日岛被称作“姊妹岛”,一个代表了信仰,一个象征着苦难,她们更是境内兴化湾、平海湾和湄洲湾的天然分界线。据福建省政府在2008年初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莆田市大陆海岸线长度为336千米,海岛海岸线长度为107千米,境内的七个县区尽数濒海。事实上,大海与这座城市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千万年前,“沉七洲浮莆田”的说法在民间早已广为流传。海就像一方襁褓,以日复一日的潮汐涌落,见证着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不断成长。
    当年黄公度高中状元,在被皇帝问及家乡的特产时,他答道“披绵黄雀美,通印子鱼肥”。后者即是当时产自莆田的海鲜极品。大海是无尽的矿藏,在生产力低下的封建时代,人们对种种自然界的馈赠保持着喜闻乐见的态度。然而,在木兰陂筑成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更多的时候,大海都向人们露出了狰狞的另一面:广袤的土地被潮水占领,不计其数的百姓在洪流中丧生。依赖与对峙,收获与代价,就这样共存了上千年。
    除此之外,大海还曾带来战争与离索。明朝时候,自日本渡海而来的倭寇在东南沿海烧杀掳掠,为患日久。尽管早在洪武年间,福建就已修建了五卫十二所等诸多海防工事,但面对倭寇的游击战术,朝廷仍然疲于应付。剿匪不力让倭寇活动愈发猖獗,死于东洋刀下的无辜百姓也与日俱增,加上因尸体来不及掩埋而引发的瘟疫,人民的生存空间受到了空前的威胁。
    隐士林兆恩决定改变这一切。他原本是个儒生,由于屡试不中,愤而问道他处,又最终融合儒、释、道三家教义创立“三一教”。行医是其传教的主要方式,在福州金山塔寺中,他建了一间“借借室”,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涯。倭寇为乱兴化府的那些年代里,他乐善好施,慷慨赈灾,前前后后义务收埋尸骨达数万具,深得百姓的尊重与爱戴。
    平息倭患后不多时,大明的江山便在一场金戈铁马中改旗易帜。但自南宋以来,莆人的文化基因里就有着一种不可取代的“故国情结”。面对八旗子弟的凌厉攻势,此间沿海的居民仍积极暗中配合着台湾的南明王朝,以图收复失地。最终,防不胜防的清廷只得下令截界,强迫百姓举家迁往内陆。
    被大海雕琢的性格与记忆还不尽于此。在有明皇朝覆灭的两百余年后,历史再次来到了崭新的出发点——清末民初,列强入侵,江山玉碎,在积贫羸弱的祖国里谋生无望的年轻人,相继将命运的骰子掷向了大洋彼岸的东南亚。下南洋,在这一充满决绝勇气与远大抱负的词汇背后,又有谁可以想象当年前赴后继葬身大海或抛尸异乡的缕缕孤魂?
    与福清市接壤的江口镇是莆田有名的“侨乡”。在上世纪初的大时代里,从这里出走的无数乡民,几乎都是用着三步一回头的姿势,来到了邻镇的三江口码头,登上即将远涉重洋的双层舱海轮。一声汽笛下,轮船缓缓开动,甲板上挤满了挥手告别的人群。他们知道,后会无期的告别无异于永别。因此,就在这茫茫的海面上,他们要尽可能牢固地记住一张张亲人的脸,尽可能长久地呼吸着故乡的最后一丝空气,尽可能完整地在心里拓下雁阵灯塔的全部轮廓!
    彼岸,是繁华,是希望,是财富,是梦想,是太多的未知数;而家乡的炮火,还将持续半个多世纪。依旧是那场同胞之间的对抗,依旧是江口小镇,在建国初期,一队投降的国军士兵受到了解放军的礼遇,每人发予路费并遣散回家。队伍浩浩荡荡绵延数公里,等走到位于    芦溪入海口处的备战桥时却突然遭到了国军飞机的袭击。飞机疯狂扫射,众人四下逃窜,运气好的跳进水中躲过一劫,运气不好的直接在桥上就送了命。新厝镇的李满福眼看情势不妙,当即翻出栏杆,双手抓住石墩,像一只壁虎紧紧贴在大桥背面。就这样僵持了十来分钟,飞机还在寻找猎物,但桥面已无多少动静。士兵抱着侥幸的心理,把眼睛凑近一道石缝,想观察上方的情况;但命运就是那么不幸,一颗流弹裹装着微乎其微的概率正中他的头部。伴随着一朵短促而沉闷的水花,他与故乡的距离就永远地被定格在了大桥中央到对岸的短短数十米……
    这是一个我从祖父那里听到的真实故事,而今时过境迁,海峡之间早已不见了剑拔弩张的坚船利炮,取而代之的是朝发夕至的客商交往。现年23岁的周凌瀚是一名记者,毕业后返莆工作的这一年间,他曾多次深入南日岛走访,并被这里随处可见的养殖有海带、红毛藻、鲍鱼等各类生物的“海洋牧场”所吸引。近年来,岛上的海洋经济风生水起,风力发电和南日鲍等优势项目正在显现强劲的竞争力,勤劳的南日人决心要“风行海西,鲍打天下”,既让自己过上富裕的日子,又要捍卫大自然赐予南日岛的钟灵。而与这里遥相呼应的湄洲岛,因为重阳节妈祖升天日的临近,又一度变得繁忙起来,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台湾信众走出码头,去往祖庙朝拜天后的慈颜。
    脚下,是坚实的公路,倘若踩得更重一点,也许还能感受到潮水涌动的脉搏。在这座城市的千万年历程中,个人的生老病死,家庭的离合悲欢,国家的兴衰更替,都莫不是一朵小小的浪花,来得迅速,亦留得短暂。但你不能就此认为它们毫无意义,因为每一个被提及的姓名,每一次被铭记的瞬间,还有每一回被重温的故事,即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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