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云：“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人视婚姻为“男女百年之大嘉会”，认为：“夫妻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所谓义者，含有相宜、般配之意。可见，我国古代对婚姻的认识，还是注意情爱基础，追求鸾凤和鸣的和谐结合。有诗曰：“古人重佳偶，今人重财婚”。从中国婚俗史看，唐宋之前，相对开放，少束缚，南宋因确立理学，“三从四德”、“闺门之礼”规矩甚烦。尤其明清时期，重礼轻爱成为世俗主流，“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礼者，礼数、礼教也，即属于社会上层建筑之制度、观念之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姻高门，缔眷华胄”“男计奁资，女索财聘”等，成为汉族盛行不衰的聘娶制婚姻的通行法则，无视青年男女爱情之基，剥夺双方婚姻自主之权，酿成多少婚姻悲剧，唱不尽的《长恨歌》！ 唯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自慰。爱情与婚姻，之所以成为古典文学的永恒主题，恰是古人被困于封建婚姻牢笼里，发出的一声叹息，一纸控诉，一份追求。
    吾莆郡志，载有几则名臣婚姻嫁娶轶事，民间亦有若干传说流行。事主所表现敢于同世俗观念决裂的思想、品德和行为，因其先进，崇高、可贵而为世人所碑，史志所重，不啻为淳厚民俗的乡土教材。

多情才子

    唐代晋江人欧阳詹，字行周，少年笃志向学，后与吾莆名士林蕴、林藻兄弟交好，尝于莆田福平山、灵岩等地游学，自已亦称为“半个莆田人”。于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名列第二，授国子监四门助教，世称“欧阳四门先生”。相传欧阳詹在莆田灵岩精舍读书时，因伤风去药铺买药，见掌柜闺女荔娘秀外慧中，故出难题，以谜语暗射药名，欲买“宴罢客何为”、“黑夜不迷途”、“清溪一曲水”、“艳阳牡丹妹”、“出征去万里”、“十年美貂裘”、“八月花吐蕊”、“蛱蝶穿衣飞”八味药，荔娘聪明伶俐，即以“当归”、“熟地”、“川芎”、“芍药”、“远志”、“陈皮”、“桂枝”、“香附”一一应答。荔娘拣药之时，欧阳詹情不自禁吟道：“红树满枝荔子笑”，荔娘对吟道：“春风一路马蹄轻”。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欧阳詹登第后，衣锦还乡，向药铺老板求亲，终与荔娘喜结良缘。此事纯属民间传说，不乏文士铺陈润色，欧阳詹以才生爱的姻缘，反映唐代较为自主开放的婚俗。史称欧阳詹在莆读书，与林氏兄弟交游期间，深为林披所爱，遂妻之与女，成为林家女婿。又有史料称，欧阳詹居京应试期间，曾赴太原(今属山西)游，遇乐妓而钟情，赠诗盟约相亲，后因事未能如期践约，乐妓相思而病卒。欧阳詹派人取乐妓所遗信物云髻，及其“半是思郎半恨郎”之遗诗，竟一恸而卒！

守诚完婚

    古代士人作为社会精英，其言行往往成为社会道德良心之方向标，为世情民风之表率。故世人对其婚嫁大事甚为关注，乃至视为道德风范而宣扬效法。南宋名臣兴化县人郑侨，不负前约，娶寡女为妻事迹，亦广为乡人传颂。郑侨少时为兴化县尉所赏识，并许配其女。郑侨赴京应试，高中状元。返乡路上，巧遇县尉妻女护送县尉之魂归土安葬。郑侨感念县尉生前垂爱之恩，即于派次设奠吊祭，并遣栈主为媒敬送聘礼。县尉之妻因家庭变故，时过境迁，不敢高攀状元高门，恳辞谢却。郑侨坚守县尉前约，不弃寡女，不厌贫贱，毅然完娶。此事虽为传说，但与史志对郑侨其人“孝友、端重、简淡”“平生所为，皆有常度”之评论，尚为吻合。郑侨居官刚正，历经三朝，官至副相。
    宋代李俊甫所着《莆阳比事》，为吾莆方志名著。该书载有宋代名臣蔡襄、叶颙，守诚主谋子女嫁娶佳事。蔡襄与屯田员外郎刘异（侯官人，今属福州）为天圣八年（1030）同榜进士，后同在汴京（今开封）做官，交谊甚厚，遂为仲子约婚。不意刘异病故，蔡襄出守福州时，即依前约订期完娶，刘异妻以不再门当户对推辞。蔡襄曰：“古人挂剑，尚有心许。（吴国公子季札，佩剑奉使北方诸国，徐国国君爱其剑而口不敢言，季札心知之，因欲再使他国未献剑。至其完使返徐时，徐君已死，于是解剑挂徐君坟头之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挂剑予谁？”季札曰：“当初吾心已许剑徐君，岂能因其死而违背吾心哉！”后因以“挂剑”为对亡友守信之典。）吾与刘君，义气相求，两家之好，虽在髻齿（童年），媒聘未行，其言岂可食耶！”并针对女家困境，应允包办嫁妆以完婚。无独有偶，仙游人叶颙与乡人林弼为同科进士，左又同在富沙做官。两人联事厚善，为子女约订婚事。后林弼卒，家道单弱，叶颙则仕途益显，前来议婚者皆贵家阀门。叶颙叹曰：“死生乃见交情。吾与林君诺矣，何忍负之！”遂以爱女嫁林家子为妻。蔡襄、叶颙均为高官，儿女婚事，不因对方家道中落而变卦，信守前诺，履约完婚，既显其为人忠实诚信、身贵不负亡故寒友之德操，又反映敢与“婚嫁之家，惟论财势”世俗观念决裂的勇气，实属高尚之举。

孝义为上

    《莆阳比事》及其续编，还载有二则莆臣力辞豪门求婚之事。宋代莆田县人林霆，字时隐，于政和五年（1115）登进士第。太宰余深和参政许将因慕其才名，争欲以女妻之。林霆曰：“贵不期骄，若人之女，安能事吾母乎？”力却其婚。他是以贤淑孝母为择婚准则。明代探花戴大宾却婚之事，更具戏剧性。大宾，字寅仲，生于官宦之家，少年聪慧善对，正德三年（1508）进士，授翰林编修，时年十九岁。天资秀伟，名重公卿。时刘瑾弄权，其养女才色双全，欲求大宾作快婿，为其整修官邸，配备车驾仆从，“大宾纵酒骂瑾，不就其婚”。查明人焦    《玉堂丛语》则称：“戴大宾以妙龄赐进士第三人及第，刘瑾欲招致为婿，戴执义不从，《登科录》竟刊妻姓氏，瑾不悦，遂绝婚。”显然，戴时已有妻室，故有“执义不从”之说。林、戴二人择婚的共同特点是蔑视权贵，孝义为上，表现士族精英的志节。
    相比之下，仙游人蔡卞则是个负义求荣，近乎“陈世美式”的人物。蔡卞于熙年三年（1070）与兄蔡京同榜进士，授江阴县主簿，大力推行冢宰王安石新法，而深受赏识，欲招其为婿。时蔡卞已有妻室，为攀豪门权势，不惜抛弃发妻再娶，为时人所诟病。“好似和针吞却线，刺人肠肚系人心。”有人考证，元代名剧《琵琶记》，演汉代蔡伯谐登第后，弃发妻赵五娘，入赘于牛丞相之门故事，便是影射蔡卞弃妻再娶，攀附豪门之事。蔡卞一生仕途几起几落，史称其任上“欺上胁下，陷害异己”，且不惜与其胞兄争权夺利。若此，其弃妻攀附之丑闻，是顺理成章，不足为怪的。

恩爱发妻

    戴大宾和蔡卞再娶，涉及对待发妻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婚俗题中应有之义。在“三从四德”为纲的伦理下，男人处事虽有绝对的主动权，却躲不开人品道德的拷问。世论自有风范，古语“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至今引为佳话。戴、蔡二人对发妻“下堂”，前者“执义不从”，后者乐于攀附，大相径庭，彰显各自品德，成为后世的上佳“教材”。
    郑岳《莆田文献》所载，元代莆田县人方德至不弃盲妻之事，亦甚为感人。方德至，初名临生，以字行，至正十一年（1351）进士，授官永嘉县（今属浙江）丞。其为人敦厚，不妄言笑，中举前家甚贫，教授生徒以为养，而与其妻廖氏相安于穷苦淡泊之中。不意后廖氏双盲，父母欲去之。临生戚然婉谏曰：“妇无故，奈何去之？”抗命挽留盲妻，践行“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古训。
    宋代名臣刘克庄对其亡妻林氏的深情笃意，更是感人至深。林氏出身福清县望族，其父曾出任兴化知军，可谓大家闺秀，知书达理，贤淑有加。为妻十九年，江湖岭海，远近必随，艰苦备尝。不幸于刘克庄知建阳县时，积劳成疾而病故，终年三十九岁，时刘四十二岁。不意两个月后，刘因“乌梅诗案”被罢官归，途经福清，念妻贤而夭，填词悼之：“细思二十年中事，叹人琴已矣俱亡。改尽潘郎鬓发，消残荀令衣香。多年布被冷如霜……而今总断人肠。”他本不欲再娶，“留取断弦来世续，此生长抱百年愁”，因家母作主，遂娶改嫁寡母之孤女，仍不忘林氏之贤淑，十五年后又赋词追思： “叹芳卿，今在今亡，绝笔无求凰曲，痴心有返魂香…缘断漫三弹指，忧来欲九回肠。”堪称痛悼亡妻之千古绝唱。
    从婚俗史看，明代中后期，婚俗剧变，“门当户对”的门第观念已让位于“惟财论婚”，借婚嫁勒索财礼之风盛行，“男计奁资，女索聘礼”司空见贯，成为常例。婚礼之奢，亦随之而来。如苏州，“妆奁必求金珠彩币而充盈篚箱，迎聚则花轿珠灯填街塞巷”。时人有诗讽曰：“婚嫁几见斗奢华，金屋银屏众漫夸。转眼十年人事变，妆奁卖与别人家。”吾莆名臣周如盘，因家庭贫寒，无力置办彩礼、宴请宾客，特择于除夕之夜，迎新妇进门，点一对红烛仔，交拜入房，草草成礼。并自撰对联纪事抒怀：“屋破不遮头，仰见风采云际会；家贫如彻骨，谁知鸾凤和鸣。”亦为民间盛传之一佳话。周如盘，字圣培，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

节妇贞女

    “屏风有意障明月，灯火无情照独眼”。寡妇贞节之事，是谈论婚嫁礼教不可忽略的话题。封建礼教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夫死不嫁”，寡妇守节成为天经地义、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一些寡妇受封建贞节观毒害，亦甘受清贫之苦，誓死不嫁，终生为“枯木死灰”般的婚姻生活所煎熬。确如唐诗《妾薄命》所云：“与君一日为夫妇，千年万年亦相守”。黄仲昭《八闽通志·人物》，竟有四十余名“烈女”事略，大多是二十余岁丧夫、守节不渝者，低龄者年仅十九岁。清人黄海撰《续莆阳比事》，于“旌孝表崇，褒贞楔峙”题下列有“三节坊”“贞节坟”、“贞烈坟”“烈女坊”“孝妇坊”多种，其中“贞节坊”有二十五座，足见此风之烈。明代莆郡有妇赵原者，年十九出嫁，逾年夫亡，一子仅六阅月，家甚贫，父母“欲夺其志”，劝其改嫁，赵原誓曰：“背夫无义，弃子不仁。吾不为也！”孀居三十余年、五十四岁卒。又有莆女林贞一者，为南京户部高官亲属，年十三时父母许嫁方氏，未及归而方氏子远戍，有人劝其辞别方氏，贞一叹曰：“妇人从一而终，业已许人而复背之，禽兽之行，吾岂为乎？”未已，方氏子卒于戍所，贞一为其服丧三年，屏去华饰，茹素终身，寿至七十卒。这就是封建礼教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吃人”板本。故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之叹。
    贞女、寡妇作为婚姻生活的弱者，往往得到社会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郡志载宋代兴化县人吴珏，字仲玉，宋孝宗时为龙岩县令，改宁国（今属江西）佥判。有寡妇无子，有人欲吞没其资财。吴珏判曰：“利毫末以绝人将坠之绪，仁者不为也。”听其立嗣。另有史料称，宋代吾莆有寡妇欲改嫁东邻陈三官，亦得到太守批准。（褚稼轩《坚瓠集》）。看来，宋代对寡妇较为宽容,并有扶助善举，宋以后尤其明清时期，则视“闺门失礼”者为异端了。明人冯梦龙《警世通言》有“呷得三斗醋，做得孤孀妇”之谚，道出世间寡妇守节之苦难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