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德，是中国古代教育素为重视的一个课题，可谓决定教育成效之关键。故先贤有“教之本在于师，师之本在于德”、“师道既尊，学风自善”之论。为师者所奉行的只讲付出，不图回报，以身作则，诲人不倦，爱生如子等理念，因其无私、纯洁、神圣，历来为世人所崇尚，其往往能产生跨越学生本人和一时的深刻影响，此正是师德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之所在，故为业界人士视作教育工作的精髓、核心。余梳理史传有关莆籍教官事迹记载，常为其崇高师德所打动和叹服。
    综观莆籍教官师德，可范有三。一曰守职敬业。郡志所举诸师，如沐阳训导宋劝、玉山教谕曾景修、余杭训导郑循初、莆田训导林圭、威县教谕林    、新建教谕林大猷、苏州训导林岩、广元教谕黄    ，等等，其守职敬业，潜心教育，不少是居教九秩又留任九载，有的多达三十余年，直至请老乃息。任上，又能勤于执教，严于训育，日以继夜，风雪不废；身先诸生，动止有范，忠于所职，潜心施教。这种守职敬业精神，乃师德之重要表现。因有另文论及，不再赘述。
    二曰爱生如子。生徒乃训育受业对象，教官敬业，必然爱屋及乌，视生员同家人，满怀爱心，爱生如子。莆田县人林永龄，初名龄，以字行，天顺元年（1457）以郡庠弟子员选升国学，授翁源（今属广东省）教谕。他以兴学做人为己任，严立课程，“贫者助粟，病者给药”。林大猷于国子监承任上，“诸生贫者授以衣，病者给药，死者躬谐哭殓之，或嘱其乡人护丧归，或捐俸买地京师葬之。”久而自己力弗能给，又疏力告好义君子出资佐助之。极尽对生员的人文关怀。他如由玉山（今属江西省）教谕，升德安府学教授的曾景修，“与诸生处，情同家人”。由乡荐为博罗（今属广东省）教谕的林祥，也是“诚心教人，视诸生如子。”这种“师爱”，超越血缘关系，故绝不溺爱迁让，而是因爱而严，严慈相济，以利成才。
    为师者之德，并非囿于泮宫，无时无地显露其人格光辉。仙游人黄　 ，字声叔，以明经荐授仙游训导，后升四川广元教谕。广元地处蜀北，学政久废，黄　 到任后，义倡士人相与修学舍、建文庙，每日衣冠坐堂上，授诸生以诗书，背诵复讲如法。诸生有贫无资者，则解衣推食助之。因其守职敬业，爱生如子，故广元人乐从其教，其致仕归里时，邑人于学宫之旁立祠肖像祀之。黄    不仅于教官任上以德感人，凡人有难，亦能挺身而出。其赴广元上任之时，与佥事董应珍同以水路入蜀。不料途中，董船倾覆，急呼近岸小舟救难，然莫有肯前施助者。黄     曰：“是欲得财耳！”，乃自出囊中金招之，众乃乱流而进救助，董君遂获免于难。史传又载其执教仙游之时，以淳义笃教为知县王夷所信任，尝以白银二百两寄于黄   ，虽爱妾亦不知其事。不意王知县暴病故去，亦末有交待此事。黄    坦然呼来知县之子，如数将白银授之。黄      之见义勇为，诚信处事，尽现其为人的高尚道德。
    三曰清俭廉正。郡县教官，薪俸低微，生活清苦。很多教官，平日无钱买肉，唯以豆腐解馋，故有“豆腐官”之号。只有圣庙每年春秋二祭，整猪等供品祭后交由正副教职分享，算是唯一的小小“特权”。面对清贫，不少教官却能安贫守节，以俭养廉，拒收贿礼，维护师道和人格的尊严。青州教授林长懋，字景时，永乐三年（1405）举乡试，除南昌教谕，后升现职，居官自奉清俭，朝食唯盐菜，人因呼为“林盐菜”，后擢翰林编撰、兼太子侍读。明代莆田县人林岩，字鲁瞻，以乡贡授苏州府学训导，为人简俭自得，冬一裘，夏一葛，饭蔬一味，家无    石之储而不计也。举子业成，或以金帛为束修，亦不受，曰：“我职然耳！”历任威县、高阳二地教谕的林   ，任上“束修、节仪多谢却”。明代仙游人郑纪，天顺四年（1460）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后召为国子监祭酒，教规甚严格，杜绝干请，监有膳余银，从不例取，同僚引为榜样。宋代莆田人许抟，字公执，建炎三年（1129）进士，宣和中在太学，时秦桧弟秦棣犯学规，邑人王    亮充任直学中堂司，秦桧充任有官学录，折简救助秦棣，许抟严肃曰：“事到堂上岂容私！”秦桧怏怏而去。余杭训导郑循初，由吏部选调为驸马周景府学录后，有人欲献田巴结周景，以重金贿赂循初为其疏通，被循初严峻拒绝，使驸马免遭受责，证明循初实为“学问老成，动止可法”的师材。宋汝勤以乡贡授安州（今属四州）学正，尝出任江西省乡试主考，适逢时任莆田县令者为江西人，即攀乡情以重金贿求汝勤徇私其子，被汝勤坚辞推却。郭子力，字景行，开禧元年（1205）进士，授肇庆府（今属广东）教授，调惠州教授。校文官程江监试，欲私其所亲，以贿嘱子力。子力正色却之。其人忿恨，置毒于酒。恰巧子力夜梦神人为其洗涤肠毒，卒不行，幸而检回一命。时任兴化府学训导的方朴，亦是一个忠义淳厚、清正刚毅的名士。方朴，字时举，精通诗、书、春秋。元代至正末年，行省以“隐逸”荐举不起，又授北溪书院山长，泉州路教授等职，俱不赴任，表现出士大夫的民族气节。明洪武初，举兴化府学训导。他不以位卑为意，力推所学，谨悫有礼，待友温厚，好扬人善，颇得郡丞李景斋礼敬。后因有人与郡丞结怨，诬讼于宪司，词连时举，经查明无事，遣归。不料，御史怀疑其狱有脏，再行逮捕。时举不忍再次受辱，乃辞孔庙、先祠，夜沉于井自尽，以死抗争诬陷，洁身表白，令人哀叹不已。
    余读郡志师儒传，常见画龙点睛之笔，发人深思。如《林    传》曰：“（林）    立志高古，于义利界域甚严。今师儒中，求如    辈，盖绝少云。”既是作者（郑岳）对林    其功其德之盛赞，更是对当时士风衰败之慨叹。据史家研究，大明朱氏王朝中后期，尤其是正（德）嘉（靖）之后，由于朝政腐败，以及商品经济发展引发的社会转型，政风士习亦随之蜕变，走向堕落。忠君爱国、清正廉洁之“官（观）念”，已经淡出，为趋炎附势，沽名钓誉所取代。违禁逾制事件频发，贪污纳贿黑案迭出，崇富拜金、奢侈挥霍、弃学从商等，成为风尚，世人不再信奉先贤的高论哲理，却以加倍的热情，投向现实利益的怀抱，千方百计、不择手段、不遗余力地捞取个人实惠。郑岳身临其世，目睹其变，难免有人心不古、“   辈绝少”之叹。令人回味的是，古老的师德话题，亦常为时下公论之焦点和热点，折射世人对市场经济的游戏法则，入侵原本清纯洁净的校园之后，诱发的诸多师德败落现象的关注和担忧，尽管未成主流，且不乏德高绩优者出榜，然面对总体师资德行的滑坡，斯文扫地，岂可掉以轻心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