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末御史谏官中，以正直不阿、敢忤巨奸而着称的莆阳江春霖与广西赵炳麟、（湘潭）赵启霖，合称“台谏三霖”。 江春霖(1855—1918年)，字仲默，号杏村，晚号梅阳山人，兴化府莆田梅阳（今属莆田市涵江区）人。“自少刻苦，尚志节，粗衣恶食，至为朝官而不改”。 他出生于晚清乱世，从小目睹列强横行、朝廷昏庸、官贪吏横、贿赂公行、民不聊生等黑暗现实。故少时立下匡时救弊之宏志，他在《言志对》一文中，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来阐明自己的志向。客人问：“其志何在？”他答以“内则谏官，外则县令”。客人又问，为什么不想当宰相、翰林、六部、九卿一类的官，“何必谏官？”他答道：“独谏官于庶政之得失，万民之休戚，社稷之安危，职官之能否……皆得形于奏牍……谏官知无不言，官职虽卑，任同宰相……吾儒志在天下，不为谏官，将安为？”为什么也想当县令呢？他毅然回答：“县令为民父母，不得其人，民受其殃……窃谓国势之盛衰，系乎民心之向背，民心之向背，视乎县令之贤否……仆之愿为县令，为民即为国，为一方亦即为天下也。”客人闻斯言，喟然叹曰：“居官者皆存此志，天下安往而不治哉！”江春霖入仕前已经如此明白为官之道，入仕后始终践行自己的诺言，坚持忠国惠民的原则，嫉恶如仇，铁骨铮铮，舍生取义，为民请命，成为受人敬仰的百姓代言人。 光绪二十年（1894年），江春霖登三甲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历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撰文处行走。光绪三十年（1904年）考取御史第一，补江南道监察御史，旋掌新疆道，历署辽沈、河南、四川诸道监察御史。作为言官，肩负着监督朝政和吏治的重责，江春霖任谏官五六年间，弹章数十本，劾及亲贵、权臣、疆吏等。从庆亲王奕匡父子，至军机大臣、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直至都御史（监察御史的顶头上司），被指名道姓的达15人之多。揭发他们结党营私、卖国求荣，执政不公、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奢侈荒淫等滔天罪行，均言人之所不敢言，义正词严，声震朝野。 春霖初任御史，即劾监察院都御史陆宝忠“冒烟禁不宜长御史台”，在参本中直接指出抽鸦片烟的人不适宜任台长。他先向本衙门首长开刀，其刚直不阿，实可表率群伦。 时庆亲王奕匡父子把持朝政，卖官纳贿，树党营私。御史赵启霖首揭其奸，于光绪二十三年（1907年）4月专折奏劾直隶道员段芝贵以“歌妓”杨翠喜献给奕匡长子载振为寿礼（实是纳妾），因得署理黑龙江巡抚。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杨翠喜案”，结果赵启霖被诬言事不实而革职。江御史对此忍无可忍，连上两疏，载振不得不将翠喜“赠”给兵部候补郎中王益孙，索价3500两银子。江御史又上奏要求按律惩处他们，以伸国法，最后迫使载振具疏辞职。 江春霖还不畏权势，多次上奏弹劾庆亲王奕匡父子和洵、涛二郡王的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等等。特别是他果敢地指出奕匡“老奸窃位，多引匪人”（指袁世凯等）。袁世凯因戊戌（1898年）告密之功，备受宠信，与奕匡父子互相勾结，权倾朝野，专横拔扈，不可一世，无人敢撄其锋。惟江御史与之针锋相对，在袁世凯祝寿（50岁生日）后的第19天，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初九日，专折严劾袁世凯“权势太重，请加裁抑”。疏中列举其十二条罪状：交通亲贵、把持台谏、引进私属、纠结疆臣、遥执兵柄、阴收士心、归过圣朝、潜市外国、僭滥军赏、破坏选法、骤贵骄子、远庇同宗。指出其危害是“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于尔家，凶于尔国”。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一篇讨袁檄文。江御史以大无畏的精神，敢于批龙鳞、捋虎须，故有“直声震天下”之誉。时人评他“清御史第一人”实不为过。春霖自己则严于律己，不为名，不为利，“生平不二色”。 从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二年（1906—1910年），江御史在短短的几年间，所上的重要奏疏和奏片，数达六七十件之多，平均每月就有一件，且件件与国计民生有关，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但历来敢于直言而廉洁奉公的人是不会被重用的。江春霖终因屡劾亲贵、权臣、疆吏，触怒了朝廷，而被罢免御史之职。因他“平日戆直，尚无劣迹”。所以，谕旨责其“回原衙门行走，以示薄惩”。 江御史遭受放逐，一时群情激愤，舆论哗然。全御史台除涂国盛一人外，其余53人联名奏请朝廷力争其收回成命，让江春霖继续留任效用，以尽其职，但无结果。此时，春霖深“知时事不可为矣！遂告归养”，即辞官回故里养母。但他忧国忧民之心不已，相传他出京前，有感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因疏劾奸相严嵩，竟遭弃市之往事，乃在杨椒山（继盛）祠题一对楹联：“两疏流传，枷锁当年称义士；一官归去，锦衣此日愧先生。”春霖以自己能安然出京，比不上杀身成仁的杨椒山，感到心中有愧。 出京之日，他行李萧然，除朝衣外，只有旧衣几件，旧书数部而已，别无他物。正如他作《由都察院还词馆乞归养亲留别都中知己》诗中所言：“一别家山又九年，俸余只剩买书钱。”他五任御史，而薪俸之余，只够买书的钱，其廉洁可知。全御史台同僚素知其贫，大家凑上2000两银子，作为给他送行的赆仪，以示临别之敬意。春霖却婉辞不受，并作《辞同台馈赆》诗以谢。诗曰：“同僚款洽别应难，盛饯躬逢况长官。归去已无三尺献，兴来且尽一杯欢。也知在宋金为赆，尚记过曹璧返盘。闽海舟车今已便，还乡莫作远行看。”临走之时，京师政、学、商界知名人士聚会湖广会馆欢送，到会者数以万计，送行者倾城而出，不管男女老少，争以一睹风采为荣。都中人士送行诗文不下千首，近代着名小说翻译家林纾（林琴南）也画《梅阳归隐图》，并作序赠给他。 宣统三年（1911年）3月初，春霖南下返乡途经上海，各公团(14个团体)在张园、安垲等处开欢迎会，参加者达5000余人，盛况为晚清所罕见。回到莆田时，县城人士隆重聚会于兴化府学明伦堂，欢迎江御史入城，与会者逾万人。时有乡人感叹道：“自黄未轩（仲昭）拜杖归里，莆人在此地开会欢迎之后，将及三百年，于今得再见之。”足以代表真正的民意。 一个四品御史竟受到如此规格的欢迎礼遇，实属难得，的确发人深思。诚然，封建时代的读书人，一般走的是由士入仕的道路。有的人是躲在封建政权的羽翼下，玩弄权术，媚上欺下，求得自身的荣华富贵。然而，江御史却像黑夜长空中一颗耀眼的星星，他凭着自己的远见卓识，利用言官的有利地位，针砭时弊，刺贪刺虐。其奏折笔锋犀利，入木三分，表现出封建时代正直廉洁官员的骨气和豪气。 关于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为人为官，时人胡思敬的《退庐全集》是这样记载的：“（他）妇死不再娶。僦居宣武城南，出无车，每上封事，夜半挟衣冠，雇东洋车入宿朝房，虽大风雪如是。邮传部尚书陈璧，亦福建人，贪而鄙，甚畏言路。欲为春霖置妾，固辞；又赠以骡车，亦不受。平时外官循俗例，所馈冰炭别敬，悉谢绝之，而微行蹩躠如故也。” 江御史在朝居要职多年，却能洁身自守如此，在梅阳村的老家，一不置田产，二不盖新屋，三不养奴婢，不改当年穷书生本色。正如他在《水仙》诗中所云：“雪貌冰姿冷不禁，早将白水自明心。任教移向金盆里，半点尘埃未许侵。” 同时，春霖还谆谆教诲家中子侄要勤俭持家。如，他给其四子莚的信中云：“……且汝谓人情由奢返俭难，言之是也。为问到贫无所措时，能不俭耶？能更奢耶？……祖母年已八旬，在家止穿旧衣，日用极为粗淡。余近常与工人同食，所异者止一粝饭一壶浆而已，衣则补破遮寒即休，并未服一新鲜，汝岂未之知乎？” 又如，谕莚儿：“目连普度，在新学家已笑为迷信……且吾乡书院数十年不能完功；……三房祠堂，今虽小修，未复旧观；……建一小学，常费无所出……且不作闹热，人犹不知虚实；一闻闹热，则外客必多。见吾诸事荒废，而于闹热一事，独不惜重费。……余意万不宜为此，倘必不听余言，则汝辈好自为之。” 还有书谕莚儿、艺儿、菼侄、莅侄：“吾店内主夥不时有嫖赌事，并有公然开列烟盘者，闻之不胜骇异……汝曹长者未及三十，少者才二十余，睡未必迟，起未必早，衣则欲美，食则欲好，既已弃儒而商。又欲舍商而习嫖赌饮。”“三者皆所当戒，无轻重，无先后，而戒瘾尤为当今急务”。 春霖家居后，因他一向廉洁奉公，身边并无积蓄，故自奉俭朴，安于农村生活。他早上喝些米汤后，就以园艺自娱，种梅数百株，移植枇杷100多株，以其所得作为零用之资。他在园门上题写一副对联云：“小园似庾子山，栽花犹幸多余地；当世无曹孟德，种菜何须更闭门。” 春霖对家乡公益事业，往往亲董其事，力促其成。对施工的财物，不仅“不以丝粟自肥”，一切归为公用，而且自己捐款资助。如“修筑江口九里洋水渠、镇前海堤及梧塘沟尾堤（今涵江韩坝），募建哆头陡门、南埕海堤及林尾、唐安、深港潭井、鸡笼山、半洋、陈墩、霞坂、双霞溪各处石桥，皆底于成”。其中韩坝水利工程为民众命脉所系，7万亩良田受益，群众至今称颂其德。此外，为便利南北交通，他还募建萩芦溪大桥，如今桥上有座“御史亭”，就是群众为纪念他而建的。 民国三年（1914年），窃踞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为收买民心，以江春霖修韩坝水利工程有功，特授予一枚四等嘉禾勋章。这时春霖已留起头发作道士装，闻后笑而曰：“道人不需此也！” 民国七年（1918年）正月，江御史病逝于梅阳故里，年六十四，着有《奏议》二卷、《文集》四卷、《诗集》一卷。噩耗传出，北京、上海、福州、厦门、台湾、莆田等地纷纷隆重公祭。全国各地发来祭文、挽诗、挽联不计其数，由于种种原因，多已散失。现仅收入《江春霖集》中的有祭文5篇、挽诗6首、挽联44对。末代皇帝溥仪闻知，深为悼惜，委派帝师陈宝琛送来挽联：“七上弹章，惟有故臣悲故国；十年归养，那堪贤母哭贤儿！”足见其影响之深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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