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学，作为一种思潮，滥觞于北宋初年，由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开其端，逐渐形成一股批判魏晋隋唐以来佛道思想、复兴儒家学说的思想洪流。至北宋中期，这种思潮达到高潮，其代表人物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南宋初，理学在福建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涌现出一大批承前启后的理学名家，林光朝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林光朝（1114—1178年），字谦之，号艾轩，人称“南夫子” ，兴化军莆田县黄石（今属莆田市荔城区）人。他少时聪明好学，拜邑人大学问家林霆为师。然而科举仕途之路却并不顺利，先后两次入京参加礼部会试，均落榜不第。但他并不气馁，离京返乡途中，便在浙江钱塘、吴兴一带从师求学，“过吴中，从陆子正游而得洛学（理学）” 。他研读程学，“学通六经，旁贯百氏” ，返回黄石老家时已26岁。这时的他明经博古，通练纪务，行为一郡所推，文为多士所服。 宋绍兴十年（1140），在族叔林国钧的资助和聘请下，林光朝在红泉宫兴教办学，“开门教授” ，“一意聚徒讲学不复出” ，史称“红泉义学” 。因其地处黄石东井，又称“东井书堂” 。由于“红泉义学”为前来从学之士免费提供食宿，所以，一时间各地求学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每年都有数百人，而且学生中“取巍科、登显仕甚众” 。“南夫子”之名从此远扬，正如刘克庄在《兴化军城山三先生祠堂记》中说：“初艾轩来水南，学者空郡从之，而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明代探花、邑人林文在《红泉讲道序》中也赞道“吾莆自陈、隋间郑露讲学于南湖，在唐则吾祖蕴、藻、欧阳詹读书于泉山。至宋，艾轩讲道于红泉，由是文风大振，遂有海滨洙泗之称，其盛矣哉！” 。 林光朝博学笃志，手不释卷，讲课内容主要有“六经” 。他教导生徒，阐明义理，不在训诂上用功夫，学有创新，涵咏体践，“不专于词章为进取计” ，“惟于《易》 《诗》 《礼》，精通默识，间为章句，口授学者，使之心通理解” 。据载，朱熹24岁那年路过莆田赴泉州同安（今厦门同安）任主簿时，特地赶到东井学堂去聆听艾轩的精彩授课。 光朝在讲解诗意或评论时事时都会形象地说道：“譬如一块精金，欲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是不识金也。”为此朱子称赞他：“说得道理极精细，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忘寝食者数时。”他还通过启蒙先生林霆的介绍，结识了同乡郑樵，后来一个在博览群书，搜奇访古，专心著作；一个则博学笃志，授徒讲学，培养人才。他们来往密切，借阅图书，探讨学问，给后人留下了“红泉夹 ”的佳话。 除东井学堂授徒之外，林光朝还在谷城山的松隐岩、国清塘旁的濯缨亭和五侯山的涌泉岩等地，构筑草堂，传道讲学。明代莆人状元柯潜在《蒲弄草堂》诗中赞叹曰：“艾轩先生鸣大宋，绝世文才岂天纵？横经讲道倡莆中，别构茅堂向蒲弄。”清邑人陈池养在《濯缨亭》诗中，也记载这一史实：“艾轩讲学为莆倡，国清之塘威名区。人居金山来城山，平湖击揖频往返。横经蒲弄一席地，论德松隐之岩间。”与此同时，他的足迹还遍及福清的三山、横塘、海口、龙山北麓一带，广授生徒，传播学术思想。 林光朝在长达20多年的传道授业中，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其学术思想反映了封建士大夫的思想面貌，含有封建糟粕。但是，他在长久的教学实践中，也积累不少至今仍可借鉴的有益经验，在授学宗旨上有别于闽理学的其他思想派系。一是创立“体用为本”的思想。他在教学上反对只搞训诂，从事经院烦琐哲学的研究，强调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随其深浅自行体会，教师则从旁启发诱导，让学生通过体会理解哲理的含义；反对空谈，注重日用，强调实践是根本，主张按自然的法则去解释现实的社会，具有社会实践的观点，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二是学无止境的求学精神。他认为学习上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他在讲学活动中，仍然是“早衰无他想，惟贪把书卷，不减少年时，终日在案头” 。反映他勤奋好学，刻苦求学，至老不衰的治学精神。 沿及南宋，讲学之风日盛。林光朝继承程子之学，在闽中一带传播，盛名天下，桃李遍地。他所创立的学术思想即为其弟子说承传，并形成颇具阵容的红泉学派，自成理学于一家。据《闽书》载，红泉学派的门徒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其（林光朝）后，纲山林公亦之，乐轩陈公藻，先后起而继之。乐轩，家长乐；纲山，居福清，岁来讲学东井，风声所被，气习所薰，人皆有邹鲁之风” 。 又据《莆阳比事》记载，林光朝学生刘夙、刘朔于绍兴年间相继登进士第后，在浙江衢州和温州一带任职和教授。还有不少弟子在各地创书院。传播理学，如弟子洪天赐、刘克刚等，他们在授学宗旨上亦继承了艾轩的思想，在学术论坛上大显身手，有的寻其源，有的扬起波，各有千秋。 林光朝是一个对宋代理学的形成、传播有过重要贡献的人物。尤其是宋朝南渡后，对东南半壁理学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红泉学派兴起于二程、朱陆之间，在传播洛学上，承前启后。 宋初尊崇儒学，重视孔孟之道。至宋仁宗继位，遂推行义理之学，胡瑗、孙复、石介开其先河，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至宋神宗年间（1068—1085年），又有周的门徒程颢、程颐等，一传再传，蔚成理学一大学派。 正如清人蒋垣所说：“濂溪周子敦颐，继孔孟绝学于仁宗间，以《太极图》 《通书》授程伯子颢、叔子颐。二程之门受业最多，而刘绚、季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 、吕大临、吕大钧、尹 、杨时成德尤著。杨时闽之将乐人。……杨时归闽，受业者多，东南推其程氏正宗，遂为八闽理学之始，门人胡宏、罗从彦尤著。弘传之张 ，从彦传之李侗。侗传之朱熹。” 表现在政治上，学派中又各有门户，造成朝廷中党派纷争。程氏兄弟的“洛学”派在受到三次沉重打击之后，只好兵分三路，进入闽、浙、赣，潜移民间。于是，洛学在南渡前后形成中辍局面。另一方面，时人称为“国之大儒”的朱熹尚未兴起，当林光朝倡道讲学于红泉之际，朱熹还处在孩提时代。当朱熹正式师事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门下专心于儒学时，林光朝已登隆兴进士第。 同时，从二程洛学入闽线索看，一是洛学道南系的先河杨时、游酢。杨时一传罗从彦，二传李侗，三传朱熹；游则无门人。二是程学传至胡安国，国传其子胡寅、胡宁、胡宏，并传侄子胡宪。三是通过程门高弟伊 、王苹传给陆子正，再传给林光朝。“和靖高弟如吕、如王、如祁，皆无门人可见，监官陆氏（子正）独能传入艾轩，于是红泉东井学派兴焉” 。上述前二条线的程门高弟皆是闽北人，属当地的建宁府、延平府。他们传播洛学的地域都在闽北，使闽北成为福建学术的一大中心，闽文化的大本营。 但是，从这些闽学之先的年表看，他们均卒于北宋或南宋初，惟有闽中这一线路，传承程学正宗的林光朝，正处中年时期。因此，红泉学派为南宋理学的勃兴无疑起到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恰如《黄四如集序》中所言：“濂洛中微，考亭未兴，艾轩林公光朝，倡道莆阳，从如归市，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 《宋史》记载：“南渡后，以伊、洛之学倡东南者，自光朝始。” 陈俊卿在《艾轩祠堂记》中赞扬道：“莆虽小垒，儒风特盛，自绍兴以来四五十年，士知洛学，而以行义修饬闻于乡里者，艾轩先生实作成之也。”可以肯定，林光朝的理学思想对青年时期的朱熹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红泉学派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还在于，它促进了宋代莆田地方文化的发展。由于林光朝在讲学时，提倡师生共处一堂，“未尝强以语人” ；注重师表作用，诲人不倦，加上他本身治学严谨，学问渊博。因此，他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前来拜师，出现了生徒济济一堂的盛况。在莆田、福清等地从学者日众，尤其是隆兴年间（1163—1164年），南方从学者皆师艾轩先生，席下座常数百人。“典型还似鲁人初，四海衣冠归坐隅” ，一派授业兴盛的景象。“东井书堂留古迹，南塘学府育英才” 。黄石一带至今流传的这一佳句，是对红泉学派历史地位的真实写照。“城山青，黄石出公卿” ，黄石不仅成了当时莆田文化的一个中心，而且整个莆田举试者缅然而起。仅宋绍兴二年（1132）至宋绍兴三十年（1160）的29年间，应试士子就多达数万人，登进士第的就有150余人。数量之多，是其他郡县所不能比拟的。 林光朝晚年从政15年，时人评论他“出使入朝，绚义忘私，凡三仕而三己，前所未有也” ；“其高风特操，表表在人，尤为时贤所敢望以及者” 。在他逝世60年后，其外孙方氏经过数年努力，把收集的遗文诗稿等汇编成二十卷。今存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的选刊本《艾轩集》九卷，附录一卷，是他留于后世唯一可以见到的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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