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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第一御史江春霖(上)
【发布日期:2016-03-01】 【来源:】 【阅读:次】【作者:陈祖灏】
江春霖(1855--1918),字仲默,一字仲然,号杏村,晚号梅阳山人,福建莆田人,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官至新疆道,兼署辽沈、河南、四川、江南道监察御史。
  江春霖不仅性格耿直,而且为人光明磊落,不媚流俗,与那些在翰林院混日子的同僚们截然大有不同。同为翰林院庶吉士的胡思敬如此评价江春霖:“春霖刚直使气,好饮酒,饮数斗不醉。酒半辄掀髯指骂王公,闻者咋舌”。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举行一场选拔都察院御史的考试,江春霖毫不犹豫报名。发榜时果然名列第一,如愿以偿成了一名光荣的都察院御史。在翰林院蹉跎十年,江春霖已近知天命之年,他的性子并未被岁月磨圆,还是刚直依旧并勇于任事,正应了他自己在早年一篇文章中说的那句话:“吾儒志在天下,不为谏官,将安为” ?
  那么,令江春霖朝思暮想的御史一职究竟有何魔力呢?御史的职权范围有哪些?他们平常都做些什么工作呢?
  中国的封建政治架构里有一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相对独立的特殊监察机制,这些机构里的人被称为言官、谏官或御史,他们经朝廷严格遴选而被置于官府行政过程之外,对各级官员的失职行为用弹劾或谏议的办法予以纠正。这些人的官职、地位或许并不高,但权力却不小。史载,御史们穿州过府、明察暗访、闻风而奏,其所过州郡,无不地动山摇、鸟震鱼惊,任谁都不敢小觑。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一直是“有治人”,而“无治法”,为弥补这一受儒家思想浸淫日久、比较独特政治结构的天然缺陷,自秦汉伊始,历朝历代均设立了一个能起查举纠偏作用的机构,由皇帝直接领导,在庙堂里被赋予一定的“第三方监督”权,是一个以“议论”、“震慑”为主的开言路群体,同时在一定范围内也有一定的特殊权力。
  汉代时,刺史是常设监察机关,他们权力很大,可以上达天聪、弹劾不作为或乱作为的官吏。魏晋、隋唐时改名曰“监察御史”,称谓虽不同,但职权范围是一样的。北宋时这类监察机构曰“监司”,也叫“御史台”,蒙元时叫“廉访使”,明代叫“按察(司)使”,清曰“都察院”。这套监督机制发展到清代,已经相当成熟完备了。
  御史看似八面威风,其实很不好当,为何?得罪人,而且得罪的大都是位高权重之人。江春霖却放着好好的清闲翰林不做,偏去做费力不讨好的御史,难道他脑子坏掉了?
  史料显示,江春霖当御史可不是去打酱油的,他走马上任后认真负责,经一系列深入调查后,他连连上奏,被他参劾过的人都是鼎鼎大名、势焰熏天的当朝权要:庆亲王奕匡、权臣袁世凯、摄政王载沣的亲弟弟、贝勒爷载洵、载涛、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直隶总督端方、还有各省督抚朱家宝、恩寿、蔡乃煌、孙宝琦、宝棻、冯汝骙等封疆大吏。限于篇幅,这里单说说他参劾“老饕”庆亲王奕匡的事迹。
  庆亲王奕匡是爱新觉罗氏宗亲,正宗天潢贵胄,然而却声名狼藉,其贪鄙无耻、脸厚心黑早就蜚声中外、尽人皆知。晚清英国派驻中国西南地区的领事布朗先生在和友人的一封通信中这样写道:“庆亲王对于钱财的贪欲是永无止境的,除非先付钱给他并使他满意,否则一切免谈,啥事也办不成”。奕匡的名声如此不堪,在官场上却始终屹立不倒,称得上是晚清政坛的不倒翁。
  铁骨铮铮的江春霖却偏不信邪,在扳倒执掌新军兵权的袁世凯后,他盯上了以贪墨着称、却有如被金刚护体的庆亲王奕匡。其实,在江春霖之前,奕匡也曾屡遭谏官弹劾,御史蒋式煋、赵启霖等都先后奏劾奕匡贪污索贿,而且数额巨大,且都有真凭实据,却被上谕饬斥有意诬陷朝廷重臣,蒋式煋被严厉训斥,赵启霖甚至被免职。
  面对沐浴圣恩、左右逢源的奕匡,江春霖却不信他拥有金刚不坏之躯,而是一直在等待扳倒他的那一刻。他倒也不急不躁,他在暗中仔细观察这位不可一世的亲王之一举一动,并逐渐掌握其不法证据,耐心等待着参劾他的最佳时机。
  宣统二年(1910年)春,江春霖感到时机成熟,于是毅然上奏了一篇题为《劾庆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的弹劾状,该文直指奕匡,措辞激烈,鞭辟入里,此事经《大公报》披露后,一时轰动朝野。据说当时众人皆欲先睹为快,大家辗转传抄其奏疏内容,竟引得坊间一时洛阳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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