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似水，岁月如梭，祖父已经离去半个世纪。尽管当时我们只是稚气未脱的少年。但五十年之前的祖父望闻问切的情景，伏案疾书的背影，至今一直清晰地回映在我们的脑海里，犹如昨天。更让我们难忘和骄傲的是，祖父30岁就已经誉满杏林。诚如近代名医张锡纯先生的中医巨着《医学中衷参西录》中的赞美之言：“平潭友人李健颐，当世名医，深得家学渊源……所载之医案治法，莫不精良”，字字句句回答了祖父为什么能在新中国诞生后不久即受邀到省垣肩负发展中医的重任，并获得了“博采古今精岐黄，医道犹存誉满州”的赞誉。
　　祖父李健颐，原名孝仁，号梦仙，因他喜画桃、梅、竹、兰，且善用中草药疗疾，平潭及莆田两地群众常称他桃仙（1894-1967）。原籍晋江市池店村。因曾祖父昭明，讳双致，号德侯，清授贡生，精通医药，因幼年失岵，受乡恶欺凌，随光喊太叔公徒居海山（平潭）。祖父6岁在平潭私塾读书，奠定古汉学基础，后承庭训，遍诵岐黄诸经典，16岁随父应诊，之后悬壶平潭、福清。祖父功成名就之后，于1931年接受原籍莆田涵江新加坡华侨王先生盛邀，举家迁居莆田涵江“双福寿”大药房坐堂行医；1948年将平潭“余庆堂诊所”迁至莆田涵江挂牌行医；1956年1月上调福州，曾先后被聘为福建省中医研究所编辑室主任、福建省中医学院院务委员和温病学教研组主任、福建省医药卫生学会理事委员、福建省中医学会副理事长、省中医研究委员会委员、省中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内科主任、肿瘤科主任、《福建中医药杂志》编辑室主任、福建省卫生厅评薪评职委员会委员等职；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荐举为福建省三届政协委员。可谓是我省近代一位“大医精诚，医道犹存”的中医学家。

　　承父业立志为医，博医源一生精诚

    祖父幼年生活在平潭岛，耳闻目睹了当时社会瘟疫猖獗，死者枕藉的残酷现实。并在慈父昭明公把脉疗疾，被岚岛百姓誉为“卢扁后身”的感召下，立志承慈严悬壶济世，做个术精岐黄、救死扶伤的良医。他自幼在父亲的指导下，一边苦读《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典籍，孜孜不倦地探其源，究其旨。一边随父应诊，用他的聪颖天资，从实践中累积消化所学到的知识。一步一个脚印地夯实了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中医知识。于1918年应平潭县城“广德春”药店之聘独立挂牌行医。
　　祖父深知“至重惟人命，最难确是医”的医理，曾反复告诫自己：“医为济世活人之术，学医者不究脉学，率尔操觚，是视人命为草芥。为医者，企求医学之赜，当博览群书，朝夕研究，不耻下问，才能医学日进，称为‘良工’”。因而他十分重视基础理论学习。生前经常教导他的学生：“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所谓三世者，非祖父子三世之传授。乃谓医者，非读‘三世’之医书，不可以作医，人亦不可以就诊也。故医者先须研究《黄帝内经》，则知脏腑生理之意；次读《本草》，则知药性；三览《素女脉诀》，则知诊断之规则”。在临床实践中也常说：“医术深邃，变化无穷，独不思病存类似，治法不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如不学无术之流，虽老亦不及少年之学术精者矣”。
　　为此，他时时不忘利用临床实践、学习进修和创办医学会与同行交流的机会，提升自己的医疗水准，1924年在平潭五帝庙后面开办“余庆堂”诊所，并兼任平潭“民众施诊所”医生、平潭“开宗学校”校医。1931年，应原籍莆田涵江的新加坡华侨之邀到涵江双福寿药房坐堂行医，并应邀兼任“莆田国医专科学校”和“神州医学社”的温病学教师。
　　祖父出生在清光绪甲午年，生活于清末、民国动乱年代，当时瘟疫流行，故对叶桂、吴塘、王孟英和吴又可等清代温病大家的着作深入研究，常云他们的着作“乃温病之圭臬，医者不可不读”。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热病、瘟疫的临床经验，成果丰硕。例如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祖父经历了两次较大的鼠疫流行，在医疗实践中认为疫情来势急骤，疫毒内炽，乃横暴之疾，症情多实，治当益精锐，捣中坚，创二一解毒汤。特别是祖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将其二一解毒汤制成二一解毒注射液“能治鼠疫、癍疹、麻豆、猩红热、脑膜炎、狂犬病、霍乱、瘟疫等症，用法简单，奏效灵敏，副作用少，与西药注射无相轩轾”。这在当时是开中药注射剂之先河，具有非常重要的创新意义。所以近代医学史专家陈邦贤先贤把祖父着的《鼠疫治疗全书》（1935年上海中医书局出版）载入他编着的《中国医学史》第九章第一节“医药书籍”中（1937年上海医学书局出版）。当时许多着名医学家也为《鼠疫治疗全书》书题词，如河北张锡纯的“功侔和缓”、江苏时逸人的“病症津梁”、台湾苏锦全的“济世良方”等，足见此书在当时影响之广大。就是如今也还被搬上电视。2012年2月开播的45集电视剧《红娘子》，剧中有一段精通医术的女红军王小红与公公梅乙鹤的对白：“你知道吗，去年福建暴发鼠疫，李健颐先生发明了二一解毒注射针剂，对鼠疫有奇效。……最近我也在尝试着用注射针剂，配合您的两味中药，效果非常的好。”
　　正因为祖父对瘟疫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及丰富的临床经验。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先后受命主持福建省乙脑、恙虫病、伤寒、白喉等传染病的中医辨证治疗，取得了显着成果。又由于祖父博古通今，善治疑难杂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主持福建省中医辨证论治恶性肿瘤的课题，应用“断肠草、鲎仔草等中草药结合中医辨证论治治疗淋巴肉瘤、胰腺癌取得一定效果。并在当时率先在中医界提出恶性肿瘤中医药治疗的“扶正与祛邪”相结合的辨证论治的原则。遗憾的是古稀之年的祖父正抒发着“肿瘤恶疾世难医，毕集群贤共究推；……会见灵丹能起死，中西结合者神奇”之时（录自1965年李健颐先生诗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突然颠覆了他的希冀，更雪上加霜的是，那时的祖父已经患上了贲门癌。组织上准备安排他住院治疗，先因课题正在进行，后因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耽搁。当自己准备入院治疗之时，正适“打倒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运动甚嚣尘上的时候，许多医院的专家骨干被靠边甚至于被打倒，医院的诊疗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那时的他只好告假回到莆田家中养病。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常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进入1967年后，先是自己的大儿子被批斗、后大孙儿因参加“造反”被捕入狱。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当他的病情加重，住进莆田某医院时，就遭到造反派医生的羞辱：“什么研究肿瘤的权威，自己得了肿瘤不会自己治，还要我们治，真要打倒”。就这样一个倾其毕生治病救人的大医只能出院回家。特别是1967年10月21日的下半夜，因为两派武斗，隔壁邻居家的一声爆炸巨响和剧烈的震动传到他当时歇息的涵江老屋。第二天的未时，祖父捧着没有写完的书稿，静静地躺在床上，带着遗憾离开了他奉献一生的未竟事业和牵挂的亲人。

　　尊重科学与时俱进，师古不泥衷中参西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西学之风带来在当时代表“先进”与“科学”的西方医学的同时，也给中医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医学者们对于这一新兴的医学比较迷茫，有人全盘否定，有人处于两者之间。曾祖父昭明公慧眼识势，于1910年送祖父到平潭西医师杨秀山学习西医的生理、解剖、病理等知识。之后已经独立行医的祖父为求中医学进步，又于1924年和1930年二次赴上海中西医学社（后易名上海国医学院）学习求进。求学的经历奠定了祖父“衷中参西”、“中西医结合”的思想基础。对西医提出了非常客观的评价：“中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若能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遵循中医理论体系，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各种检测手段，把它纳入我中医辨证论治之中，进一步扬我中医所长，创立我中华新医学派，造福于人民，乃当代中医学家肩负重任”。他一生都不遗余力地投入中西医学汇通的工作中，他在《四诊概要》一书中写道：“现代的科学化验，X线透视等……学习中医的同志，需要注意这点，合参共研，才能得到诊断的全面”。他在诠释中医理论时，往往采用中西医合参的方法。如《五脏之生理》一文中，他写道“细究《素》、《灵》而兼考生理学，知五脏主属之格略矣”。他提出：“盖心脏有血管，其血液之循环，待心脏司使，而周行全身。夫血管即脉管也，故曰心主血脉，肺为华盖，司呼吸之气，其气管达于口鼻，生理学所谓毛气管是也”。而在论述生理功能时，仍遵循着《内经》、《难经》等的中医学说。对那些偏执于西医解剖或中医医理之人，他大声疾呼的是：“诚可惜哉！吾愿习医者，宜以《素》、《灵》与生理合参焉可耳”。从以上这些可以看到：祖父不因当时社会上不正确的偏颇之风而盲目地吹捧西医，也不因西医有某些专长而否定中医数千年的基础理论与疗效。因而，他非常推崇清末民初的中西结合大家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等着作。认为王清任、张锡纯重科学，坚持实践第一，独创革新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在教书育人期间，曾多次告诫学生：“医者宜师古不泥，撷采诸家之所长，认真进行临床验证”。
　　在治疗方法上，祖父认为中西医各有利弊：“西药之治标，灵于中药，中药之治本，善于西药。治疾者，若能中西药标本为用，则急缓之症，莫不均治”。他主张在临床上中西医应取长补短，互相合作，才能更好地解决患者的病痛。这在1931年发表在《中医世界》上的《中西药合用治验》一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在临床治疗吐血、血崩、产后骨盆虚痛、癫痫、小儿伤风、咳嗽和小儿发热等疾病时，他都身体力行地采用了中西药合用的治疗方法。如胃出血，他是用西药醋酸铅一瓦、阿片末半瓦匀服，止血以治其标，复用四生饮加阿胶、茜草、丹皮、桃仁等以疗其本。在当时作为一名知名度很高的中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已熟练地掌握了许多西药在临床应用，并且在与中药的有效结合上充分发挥中西药在临床上的良性互动，这在今天也是极难能可贵的，足以体现他令人敬佩的治学思想。

　　勤于临床实践，善于总结创新，敢于着书立说

    祖父十分重视临床实践，非常注重中西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时时处处以中医经典为本，衷中参西辨证治疗各种疾病。从1918年在平潭广德春药房挂牌行医起；1924年创办“余庆堂诊所”，1931年应邀到涵江“双福寿大药房”坐堂行医；1948年将“余庆堂诊所”迁到涵江仓头社自己行医；1953年参加涵江中医联合诊所；1956年1月上调福建省中医研究所、福建省人民医院、福建中医学院至1967年10月逝世，期间近60年一直服务于临床一线，从不懈怠。1921年平潭发现鼠疫，祖父在曾祖父指导下用王清任的“凉血解毒汤”治愈不少患者，并在治疗实践中发展为“二一解毒汤”。又如1923年间平潭岛天花猖獗，波及岚岛城乡。祖父不避传染，深入疫区细心辨识当时流行的天花属热毒伏于血分，采用轻托、凉血、升补、攻下四法，用药不泥于古，治愈三百余人。又如民国时期刚到莆田涵江悬壶时，治冬前村黄某之媳，因孕染疫流产昏迷厥逆，祖父出诊辨证为热毒陷入血室，投“抵当汤”加“白虎汤”后，下黑便一盂，连服数剂而愈，一时医名大振。后又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涵江霍乱流行时，祖父打破中西医畛域，取西医静脉补液救急，用中药育阴扶正、温胃和中医辨证论治获良效，当时涵江群众称赞他“医肱三折，着手成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