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莆田历史文化中，由于古代史籍记载欠缺等因，一些历史人物与事件不甚明晰，致使后人为探求真相而聚讼纷纭；一些历史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对其人其事缺乏必要的论证，往往似有而无，似是而非，令人不明真相，无所适从；一些历史问题，虽有定论，若加探究，仍感证据不够充分，而将信将疑。统谓之“历史文化之谜”。本报将陆续筛选莆田历史文化上的一些有争议的重要课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辨析问题焦点，疏理论据，补充有关史料，进一步加以考证，以飨读者。

　　三、兴化县的裁革
　　历史的轨迹总是曲折的，兴化县历经有宋一代人文兴盛之后，未能像莆、仙二县那样，在朱明时期再现文化振兴，而是走向衰落，陷入“地僻民稀”、“财穷民散”的困境，而难以为继，以至于士民向朝廷自请裁革。
　　对兴化县的裁革，需要探讨两个问题。
　　一是兴化县裁革的时间及过程。
　　史志对此记述不一。周瑛《兴化府志》云：“（明）正统九年，县人何诚（原注：彭志云，诚原名凤阳，育    县知县）请裁省本县，从之，十三年，乃并清元东、西、中、崇仁、安仁五里入广业里，属莆田；并浔阳、兴建、福兴、来苏四里入兴泰里，属仙游，而县随革。“黄仲昭《八闽通志》云：”（兴化府）正统十三年领县二。原注：先是，兴化县人何诚任直隶凤阳府虹县（今属安徽）知县，以其地僻民稀奏省之，至是省入莆田、仙游二县。”明确兴化县是正统九年由虹县（一作育    ）知县、邑人何诚所提请。从其注文看，彭韶的《莆阳志》亦持此说。
　　周华《游洋志·沿革》云：“（正统）十三年戊辰，以贡士萧敏之请，下诏裁革之。长乐、武化二乡之六里入于莆，永贵一乡之三里入于仙，盖经四百七十一年而废矣。”该志《撰述·杂文》全文刊载萧敏《裁革兴化县本》，及明英宗朱祁镇的《圣旨敕》。按，《游洋志》由兴化县人周华撰，作于兴化县裁革后。又刊载萧敏奏本及明英宗圣旨，故所纪当以为实。
　　明何乔远《闽书》记载兴化府沿革云：“正统十三年，兴化县人虹县知县何诚、贡士萧敏，以其地僻民稀奏省之。于是领县：曰莆田，曰仙游。”该书成书于明万历后期，晚于周瑛弘治志约一百年。其说似乎是综合辨析《兴化府志》、《八闽通志》与《游洋志》的不同记载之后，一种貌似析中的说法。窃以为，萧敏率兴化县里老、社长赴阙奏请裁县，有奏本，有圣旨见证，属实无疑。但并不排斥虹县知识县、邑人何诚，是否亦尝独自奏请过裁县之事？仍需查证。
　　二是兴化县裁革的缘由。
　　《八闽通志》谓何诚“以其地僻民稀省之”。《闽书》同其说。《游洋志》则谓“正统间人民瘅疫，虎兕纵横”，“以贡士（官经历）萧敏之请，下诏裁革之。”而萧敏奏本更为具体详尽奏闻兴化县的实情。云：“顾天意困此一方民，总总黎庶，非罹虎狼之苦，则厄瘴疠之灾；非受饥寒之中，则遭盗贼之害；非速死亡之祸，则忧疾病之侵。若夫附邑，赤子遘凶尤甚，行者委尸于道路，居者聚骸于室内；富者棺枢暴露于风霜，贫者骨肉浮沉于川水；入其境则哀哭之声村村而在，登其堂则嗟吟之状人人皆然。于是豪大之族徙家而去千里之外，而所遗一二乡民，救死犹恐不赡，安能当公门之赋役，而与国家同休戚哉！”
　　奏本云：“臣今谨以情状奏闻，臣以为置邑本以利民也，而民之值困苦之虞如此，则亦奚用此邑哉？伏惟圣明因民情以察意，而顺天意以慰民情，将兴化财穷民散之县，着该官查实而裁革之，则庶孽仅存之民，上不苦于诛求，下不困于动费，而一时得以高枕长卧矣。仍着本地居止百姓，赋税之供，三年尽行免追；差使之劳，三年尽行免役，庶深仁披于穷谷，而富室可以自存，贫民可以自济，死者魂有所安，生者食有所出，则蕞尔一区小邑之民，岂不含哺鼓腹，歌唐虞之再见哉？不然，县不革则役不止，则二三百姓其何堪焉！”
　　从萧敏的奏本可以看到，鉴于兴化县黎民陷于虎狼、瘴疠、盗贼与公门赋役的深重灾难之中，正面临危急死亡之际。出自爱民之心而为民请命，以“财穷民散”为由，请求裁革兴化县。
　　明英宗览奏本，“因民情以察意，而顺天意以慰民情”，下圣旨敕曰：“着该府守官，查得兴化县百姓果有此情否？如是的实，即将裁革。其民也，近莆田者附莆田，近仙游者附仙游；仍将轻赋省役，一如经历萧敏之议。”经过一系列行政程序后，遂于正统十三年？月，正式宣告将兴化县裁革，将清元东、西、中、崇仁、安仁五里划回莆田广业里；浔阳、兴建、福兴、来苏四里划回仙游兴泰里。曾经辉煌一代的兴化县从此消失，立县凡471年。
　　倘若全面考察兴化县的历史与现状，可知裁革兴化县，并非偶然的事件，而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疏理裁革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曰：万山僻地。
　　兴化县地处万山之中，《游洋志》谓“环邑皆山也，莲花诸峰峙其前，石竹、双峦展其后，百丈盘旋而右顾，五奇逶迤而左蟠。”故《兴化府志》谓之“岩邑”。山高地险，交通阻塞，是其主要特征。对邑民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乃至思维观念，都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兴化军暨县的设置，乃是朝廷应对游洋人林居裔起义，这一突发性事变的补救性措施而已，其立县条件之先天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为此，兴化军设立仅四年之后，就因福建转运使场克让之请，诏移军治于莆田，兴化县遂为支邑。元皇庆元年（1312年），县令以县境形势负山，地窄人稀，将县治移往居民辏集、地势坦夷的广业湘溪（今涵江区新县镇），俗称“新县”。军治和县治的迁离，反证其地僻民稀的区位劣势。
　　二曰：动乱频仍。
　　山地险要，往往成为盗贼与造反起义者之渊蔽。诚然，盗贼、流寇（如史志所谓“汀州寇”、“永福盗”）或起义者，不少有“官逼民返”的因素。即便是农民起义，仍不免给社会带来不安宁。由于兴化县无城可防，动乱的祸害在所不免。明永乐三年（1405年）三月，本县崇仁里居民林守武致辞集饥民起事。县令吴旭生认为：“饱则惧法，饥则玩法，大都民情也。”于是缟衣白冠，直探营寨劝说，以利害关系相告。林守武泣下，即日解甲而去，吴县令持五百金分赐之。
　　尤其是元末，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引发的动乱，历时十年之久，给兴化地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地处深山的兴化县亦不能幸免。
　　据黄仲昭《八闽通志》援引明邑人吴源《至正近记》记载，至正十九年（1359年），前兴化路总管安童，在兴化县龙纪寺起兵，而郡民随处屯结，欲与之抗，无肯附者。二十一年（1361年）九月，陈同（兴化路同知陈从仁之弟）姐夫柳伯顺占据兴化郡城自任通判。胡兴祖、上官惟达领兵穷追柳伯顺等至兴化县，“郡人遭其惨害，无一方免存。”
　　明年三月，柳伯顺由永福潜兵陷兴化县，杀官吏，驱县民逼郡城，欲与陈同约定里外夹攻，未成，遂大败，“僵尸以千计”。六月，柳伯顺复驱兴化县民兵来攻，兵一交即大败，僵尸又以千计，自是遂不复出。莆田百年文物郡，自陈从仁、林德降作难，兵连不解，遂引异类肆其惨毒，前后戕杀二万余人，焚荡三四万家，虽已解仇罢兵，而陈同犹据仙游县，柳伯顺犹据兴化县。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十一月，泉州柯巫那遗其党白牌等，追至兴化县龙纪寺搜柳伯顺，无在者，遂肆杀掠回，聚其兵枫亭。二十六年（1366年），白牌等率兵攻陷兴化、仙游二县，“所至杀掠毒甚”。在这场持多年的内战中，兴化县不但惨遭蹂躏杀掠，又反复被驱为炮灰战死，遭受战乱双重灾难。
　　三曰：虎患瘴疫。
　　兴化县地旷人稀，深山老林，虎狼出没无常，公然伤人。瘴疫亦时有发生。《游洋志》谓：“（明）正统间，人民瘴疫，虎兕纵横。”元至元间，“民苦虎恶，或遭残害。”县令叶衡泣告神，群虎遁迹。“《莆田县志》载：”正统中，兴化县大疫，虎兕纵横，邑人经历敏奏革本县，从之。”又云：“天顺三年，北山虎食人，持杖群行亦不免。山中数月绝人迹”“成化八年，虎害复作。太守潘琴荐于城隍之神，募人捕之乃止。”
　　《八闽通志》载：“天顺三年（1459年），城北依山诸村落虎为害，伤人畜以数百计，白昼数十人同行，亦有被伤者，山中数月几绝人迹。”“成化八年（1472年），虎复为害，伤人畜不减天顺三年之数。”据《兴化府莆田县志》，直至清康熙后期，“山中有虎患，多食童男女。”“豹子从城北门直进民家几案下。”足见虎患之猖獗。郡城之北山如此，万中山虎害之烈，可想而知。乃至来苏里高望山一带，有几名歹徒伪装“群虎”，拦路谋财害命，被过往武僧识破而击毙。
　　瘴疫之害。《游洋志》载：宋贡士章京之侄女章士，嫁凤冲方大道。不幸家乘疫气，死亡已半。数日大道亦殁。章氏抚棺大哭，数月亦缢死。萍湖卓氏，一日阖家俱以疫死，三牲六畜亦如之。“瘴疫之灾猛于虎也。萧敏裁县奏本云：”总之黎庶，非罹虎狼之苦，则厄瘅疫之灾；非速死亡之祸，则忧疫病之侵。”“行者委尸于道路，居者聚骸于室内；富者棺柩暴露于风霜，贫者骨肉浮沉于川水；入其境，则哀哭之声村村而在；登其坐，则嗟吟之状人人皆然。”一片萧疏景像，读之哀叹不已。
　　四曰：公门赋役。
　　根《兴化府志》，宋兴化县征夏税1645贯，约占兴化军17712贯的 9.3%；秋税7527石，占兴化军73138石的10.3%。至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征夏秋税钞259锭（1锭为100贯），秋粮米7458石，元代税赋无考。萧敏《裁革兴化县本》云：“公家赋役，又有苛横之苦，百姓日夜叹其不支，然亦付之无可奈何也。”明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公事不扰，百姓得以尽力于农亩，而税课之供逸如也。”至永乐间，百姓大量逃亡，“所遗一二乡民，救死犹恐不赡，安能当公门之赋役，而与国家同休戚哉！”请求将兴化县裁革之，对本地居民三年尽行免追赋税之供与差役之劳。“不然，县不革则役不已，则二三百姓其何堪焉！”由此可知，在乡居民所承担赋役之重，故将裁县视为减负的釜底抽薪之措。
　　五曰：人民逃离。
　　在上述几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人民生存难以为继，而大量出逃求生。
　　据《兴化府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兴化县有军民户3560户，按户均五口计，约有1.78万人口。永乐时，“百姓亡命者，十已三四。”永乐七年，知县杨武以里图数少，请裁省县丞、主管之要员。景泰间，“兴化县凋耗，正统十三年奏革，其思存及三百户，归并莆、仙二县带管。”仅五十七年时间，人口存量不及洪武时十分之一。这就彻底丧失了立县的最基本条件，裁革在所必然。
　　大姓的外迁，对兴化县的生存影响甚大。如曾有“六杰冠人”之誉的薛氏，明初因屡经灾瘴，遂徒往仙游枫亭。大批士族精英的迁离，势必造成文明的衰落。
　　萧敏的族孙教谕萧焕曰：“兴化为邑，僻在万山之中，其兴也以礼乐诗书之盛，其废也以礼乐诗书之衰。县以兴也，兴以郁郁人文耳……然英雄卒自老，数十年无朱紫之士，人困于地薄，地衰于人谢，则县之废也，废以人文之去耳。”强调人文的盛衰，对兴化县兴废的决定性作用，触极其深层次的原因。
　　然而尚不是问题的全部。应该看到，明中期以来，莆仙沿海、平原地区，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引发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这对于山区士族的生存方式，及其人生价值取向，必然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是不可低估的。因此，还应从整个社会变革的潮流中，思考兴化县废置的深层次原因。
　　总而言之，兴化县的兴废是莆田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史志记载的差异，尚待学者进一步厘清；对其兴废的深层次原因，亦须史学界专题深入探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