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何乔远《闽书·方域志》论及兴化府形胜曰:“环城千里，并海一隅。仙境峭壶公之碧，清流奔玉涧之泉。海道舟车，介于泉福；山川人物，甲于闽中。其形胜也。”极其形象地概括了兴化府的地理形势与历史人文的特色和优势。《闽书》对莆田的山河象征，独辟蹊径，以“清流玉涧”替代木兰溪水，足显对玉涧的青睐与推崇。
　　玉涧摩崖石刻城厢北磨下斜村“玉涧”摩崖石刻的发现，证明了玉涧溪流的真实存在。本文着重对玉涧的名称的由来，及其地理变迁、历史文化等，作初步探讨，以进一步开掘玉涧北岩地区的旅游文化资源。

　　五、智泉更名之谜

　　在玉涧流域，智泉瀑布不但是自然景观的一大亮点，其历史文化亦颇为深厚。
　　考史志，智泉在唐、宋时载籍无名。明代黄仲昭《八闽通志》，周瑛《兴化府志》对莆田众多山川的记载，仅有西淙瀑布泉的条目，而无智泉瀑布，表明当时智泉的名气尚不如西淙瀑布。从福建范围看，智泉瀑布更是缺少知名度的。
　　只是到了明万历间，智泉才始见于诸闽莆载籍。万历四十四年（1616）成书的《闽书·方域志》，在“石室山”条目中，对智泉记述颇详，曰：“（石室）山后有弥陀岩，智泉之水出焉。智泉水，旧名梅花   。相传鸡峰道人陈清牧此，有白衣老人叱之曰：‘此仙人圃也，勿牛饮污水。’皇朝邑人提学陈伯献，筑室是山，因名之曰智泉，伯献自为记。”并引录了陈伯献的《智泉题记》。
　　邑人林登名《莆舆纪胜》，亦专设智泉条目，记述其源流景观，与县令何南金构建“来苏亭”并作记，以及陈伯献隐居并易名之事。两则史料的记载一致认为：“智泉”旧名“梅花    ”，换言之“智泉”是直接由“梅花    ”改名而来的。陈伯献的《智泉题记》，对“智泉”的含意做了比较充分的阐述，详后。
　　多年来，莆田文史界谈论莆田二十四景的智泉瀑布时，流传所谓唐代着名文学家柳宗元尝“到此一游”，又命名之“愚溪”；明提学陈伯献隐居时，反其意而改名“智泉”云云。报刊有文，史籍见载，言之凿凿，令人将信而将疑。
　　柳宗元众所周知，历史上柳宗元是以文章名世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与韩愈、苏东坡等被推为“唐宋八大家”。若不远千里来莆游智泉，并为之命名，不能不是吾莆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必将极大地提高智泉景区的历史人文品位。
　　为了搞清历史真相，笔者查阅《唐书·柳宗元传》和柳宗元故友韩愈撰《柳子厚墓志铭》；查阅了古今多家柳宗元年谱，以及柳宗元本人的传世文集，包括诗文、游记、书信等等。同时查阅了闽莆诸家史志的相关记载，做了综合研究。确认：
　　其一，所谓柳宗元到莆游观智泉并命名“愚溪”之说，不但于史无据，亦与柳宗元的仕宦人生经历不能吻合。柳宗元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经济条件，及其仕途失意、生活拮据、病痛缠身的处境，均不足以支持柳宗元来莆远游智泉的事件。因此，历史上柳宗元不但未尝到智泉一游，实际上亦是不可能有的事。
　　其二，柳宗元于当年谪居永州时，尝将所居之溪命名为愚溪，借以抒怀言志。此外没有再为其他地方的某溪改名为愚溪，更不可能有对未尝游观过的莆田智泉（旧名梅花    ）改名为愚溪的事。
　　其三，考闽莆史志，未有柳宗元尝到莆游观智泉及命名“愚溪”的记载；明正德间陈伯献的《智泉题记》，与万历间何南金的《来苏亭记》，是现存最早的两篇专题记载智泉的文献，亦无此记载。反而明确“智泉”旧名“梅花    ”。这就极其鲜明地否定了所谓“智泉”系由“愚溪”改名而来之说， 实际上亦否定了柳宗元来游智泉并名之“愚溪”的说法。
　　总而言之，不论是柳宗元史传、年谱、墓志、书信和诗文，还是闽莆史志，均未见有柳宗元尝到莆游观智泉的记载。换言之，所谓柳宗元到莆游观智泉之说，是完全缺乏历史依据的子虚乌有之事，与其本人的仕途实情亦不能吻合，故判定纯属子虚乌有之事。笔者的专题考证，将另文发表。

　　六、陈伯献与智泉题记

　　现代记述智泉的书籍与文章，几乎众口一词称，现今智泉瀑布的崖壁上尚有石刻“智泉”两个大字，与陈伯献的改名题记，却无一人引录题记的内容，崖壁亦未见有疑似的题记痕迹。有幸的是，笔者在何乔远《闽书·方域志》的“石室山”条目中， 发现一则陈伯献的题记。观其内容，很可能就是这篇改名题记。
　　《闽书》曰：“（石室）山后，有弥陀岩，智泉之水出焉。智泉水，旧名梅花    。……皇朝邑人提学陈伯献，筑室是山，因名之曰‘智泉’，伯献自为记：‘石室山巅，有石如芙蕖，高数丈，辨缬突崛，朵蕊亭耸，青奇幽壮，离列可坐数十人。石北山坪，有田数十亩，予因筑室以居。盘旋石上，时至忘归。石常蓄云雾，或值冥晦，则茫然如泛太乙之舟，驾鸿蒙而凭灏气。天朗气清，俯视城郭村溪，毕效于前，若垤（本义为蚂蚁做窝堆在穴口的小土堆），若穴，若簇，若练，若聚米，若堆丸。聚睫而望，大海横东，凫山（浮山）环北，壶公峙南，萦青缭白。莫穷其概，然后知是山高于莆，而是石高于山也。予尝质诸士大夫，或有未知者，或知焉而未之奇，奇焉而未之至。其至者，樵夫牧马人竖耳。樵夫牧竖，至之而未知，知之而未奇也。余谓石君子之道三焉：其耸峭拔起，则有特立不群之操；其烁烁如莲，不为仙翁佛子之宫，是有洁身自隐之义；其为文物之宗，能使士大夫不知而不夺，是无竞名表     （表现）之心，皆可取也。’”《闽书》谓：“陈伯献，筑室是山，因名之曰‘智泉’，伯献自为记。”十分明白地表述，此记就是陈伯献“名之智泉”的“自为之记”。因此可以推定，该记就是史家所指的改名题记。查清邑人    庆澜《莆阳文辑》收陈伯献《莲峰石记》一文。经比照，当为伯献智泉题记的本文，《闽书》所录显然作了删节。
　　《兴化府莆田县志》对陈伯献《智泉题记》的记载从该记的内容看，亦可以得到验证。伯献说明其作记的缘由，是基于士大夫对梅花   （智泉）的景观，有“未知者”，或“知之而未奇者”，有感而作该题记的。知者为何？知者，识也。知又是智的古字，知智通用。孔子论语中智皆作知。知就是智，见识，理智，明智。在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中，“智”是一种理想的人格，视之士人的道德品质，道德规范的“四德”“五常”之一。孔子把“智”、“仁”、“勇”、定位为“君子之道”，孟子以“仁、义、礼、智”四位一体，构建人道的全部蕴涵，汉儒又以仁、义、礼、智、信为人的“五常”。由此可知陈伯献将“梅花    ”改名为“智泉”的深刻含意。这就是他对“智泉”的题解。
　　伯献题记，继而以石形之奇，寓君子立身处世之道，推崇三条“石君子”之道，即特立不群之操，洁身自隐之义，无竞名表    （自我表现）之心。实际亦是他所推崇的居官做人之道，不正是他一生居官正直，为民请命，后又辞官归山，埋名隐居的真实写照吗？
　　今台湾莆仙同乡会李嘉谟《莆田二十四景·智泉珠瀑》文，谓陈伯献更名为智泉，是“巧合五常之数”，是谓陈伯献的三条“石君子”之道，与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五项做人准则是吻合的。其解释基本上是符合陈伯献题记的主旨。
　　由此可见，陈伯献的题记，对“智泉”之“智”字的含义，做了深刻的阐释，道出了更名的深意，旨在宣扬儒家所倡导的士大夫立身处世的准则。因此可以肯定，此记就是他特为智泉更名而作的题记。《闽书》谓之为陈伯献命名“智泉”的自作题记，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笔者认为，陈伯献这篇340余字的长篇题记，倘若当年是镌刻在智泉的石壁上，即便字迹漫漶，亦不至于不见一点痕迹。因此，诸家所谓崖壁上有陈伯献的改名题记，纯属一种臆想附会，以讹传讹之说也。
　　又，倘若陈伯献为智泉改名，真的是针对柳宗元所命名愚溪的话，文中对此必定有所阐述，实则无一字涉及之。据此亦反证柳宗元未尝有过将智泉命名为愚溪之事。
　　笔者现场考察所见，在崖壁楷书石刻“智泉”两个大字的右下方，有一片诗刻，字迹多模糊莫辨。莆田市市政协《莆仙摩崖题刻·智泉》谓为“陈伯献诗刻”，并据旧志校读为：“觅胜悬崖立，凭高万象新。山灵留遗迹，天意待吾人。玉涧飞冰雪，丹书勒鬼神。世情浑欲忘，花鸟见深春。——右同游李郡丞卿式、朱节推朝和、方伯寿卿  正德庚辰二月庚子题”。检莆田县旧志，虽有录该诗，然并未署名确认为陈伯献诗作。笔者认为，因题诗年间正与陈伯献晚年隐居智泉时间吻合，诗刻又位于“智泉”石刻右下，故可推测为陈伯献诗刻。有人确认为明佘翔之诗刻。按，佘翔为嘉靖(1522-1566)间人，嘉靖三十七年(1558)举人，而诗刻题款为正德庚辰年（正德十五年，1520），故可以肯定不是佘翔的诗刻，检佘翔《薜荔园诗集》亦未见此诗。诗刻左侧，尚有三首和诗，惜字迹莫能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