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文化的繁荣。作为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教育通过满足人类身心发展的需要，提高人的素质，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促进国家的建设和民族的强盛，因此，人们常说教育为“立国之本” 。 在以文教立国的宋代，教育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正如名相王安石所言“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 。同样，宋代莆田（时称兴化军）教育的发展既是当时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对当地文化水平的提升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并最终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间接的推动作用。这种良性互动的结果形成兴化军浓厚的重教兴学风气，即有规模壮观的官学（军学、县学）和遍地林立的私学（书堂、书院） 。 教育是与人类同时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而作为教育专门场所的学校，却是人类社会和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北宋在经历了“庆历兴学” （1041-1048年） ，“熙宁、元丰兴学” （1071-1078年）和“崇宁兴学” （1102-1104年）等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之后，基本上确立地方州（府、军）、县二级官办教育体系。其实，兴化军早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军学和县学的二级教育网络，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少见的。 先说兴化军学。据明弘治《兴化府志》卷十五学校志载：“宋重儒术，天下慕之。真宗咸平元年（998），有诏立军学。进士方仪、陈翊及邑人输钱30万，”购地于郡治东南处（今莆田擢英中学校址） ，创办兴化军学。首建正殿，塑先圣孔子、十哲像，绘从祀于两壁。第二年，方仪与弟方能、侄方慎言3人借应举抡才之机，晋京疏请官钱30万，先后建起三礼堂、步廊、崇阁等设施。至咸平六年（1003）兴化军学竣工投入使用。皇佑元年（1049），兴化知军陈执方“尝辟而大之。” 在此后的100年间，兴化军学屡经扩建，到了绍兴十九年（1149），兴化军学教授徐士龙向朝廷又争取官钱1300万，改建军学校舍为东庙西学制，新建学馆、广堂、崇文阁、砻石、泮池等。后又迁莆田县学于军学孔庙东偏，附建廪、藏、庖等房舍480余间。淳熙四年（1177），因“火毁学几半” ，故兴化知军汪作砺于次年“尝葺军学” ，并命名讲堂曰“道化” 。淳熙七年（1180），兴化知军孙绍远为“道化”堂书写匾额。绍熙二年（1191），兴化知军赵彦励重建忠恕堂，在道化堂之左，为教授宿舍。 此时的兴化军学“制度宏伟，雄冠一时” ；办学经费，“视他州为盛” ；在校学子，多达数千人。其规模之大，学费之足，生员之众，即便在全国也是罕见的，这与当时各地官学屡兴屡废的现象形成强烈的反差。难怪宋代人会发出 “学宫壮伟，甲于闽郡” 的赞叹。兴化军学实际上已成为名符其实的集教学、督学、举试、藏书、教化于一身的莆田文化教育中心。 再说莆田、仙游县学。其实官办的莆田县学和仙游县学的历史，都远远早于兴化军学。据史载，莆田县学始建于唐贞观（627-649年）间，初址在郡治南隅，旧称莆田县夫子庙学，开元（713-741年）间，唐代名臣张九龄为夫子庙学书写匾额。莆田县学一直办到宋绍兴（1131-1162年）间，才改附于兴化军学。 而仙游县学（俗称文庙），则建于唐圣历二年至长安四年（699-704）间，是仙游古代规模最大的教育场所，学址在仙游县城西（今鲤城镇西门兜城隍庙）。宋咸平五年（1002），仙游县尉段全迁建于县署南面（今县博物馆），有正殿、讲堂、射棚（后扩为射圃）等，学门列戟，学宫庄严。宋人《仙溪志》载：“庆历八年（1048）修之，元佑九年（1094）复修之。宣和末，例废养士，学宫圮陋不治。” 绍兴九年（1139）由邑人肇庆太守陈可大捐资倡众重建，仙游知县谢天民助其一臂之力而成。 乾道七年（1171），仙游知县赵公绸扩建大成殿、尊道堂和忠告、明伦、笃志、懿文、宣哲、诚意等6个书斋，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为“尊道堂” 题写匾额。后又建瑞英堂、六经阁、祭器库、乐器库及土地祠、庖舍等。设学官有教谕、学谕、直学和学长。嘉定（1208-1224年）初，仙游知县叶文炳在“尊道堂”后边分别建蔡（襄）公祠和叶（ ）公祠。宝佑三年（1255），仙游知县赵与泌又在“尊道堂”东侧修尊经阁，西侧建文会堂。次年，在尊经阁后面建朱（熹）子祠。整个规模是县学的全盛时期。 兴化县学的创办则相对较迟。明周华《游洋志》载，儒学原址在兴泰里（今仙游县游洋镇）。宋绍兴二年（1132），兴化知县詹卓然始建兴化县学于县尉厅。然以县学地方狭小，又迁移于三圣堂之东，规模日益扩大。后来，兴化知县朱 创敷典堂，张钧建大成殿，黄逸建议道堂，梁录立适正坊，陆楠置藏书室；兴化县尉叶世美造祭器库，主簿周若思又建升俊、存诚、适正、时习、果行、兴贤等6个斋舍。学门列戟，外为泮池，池上有桥，美轮美奂。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自太平兴国四年（979）至德佑二年（1276），在兴化建军近300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许多多重教兴学的知军、知县和尉官。他们在宦海生涯中重视地方教育，关心地方教育，扶持地方教育的种种善举，给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 宋代地方官学规模颇大，学生众多，需要有较多的经费，才能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从有关史料记载可知，宋代地方官学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其主要来源有：一是由政府拨给修建学校经费和日常经费，这些经费有中央政府拨给的，但主要还是依靠地方政府。二是建立学田制度，为州县发展提供可靠的经费保证，如开禧元年（1205），兴化知军王居安“尝修郡学，拨废寺田十顷以佐学廪” ；端平元年（1234），兴化知军杨梦信捐帑钱六十万，赎买学田以助学；嘉熙二年（1238），兴化知军张友拨废寺田租三百余斛以佐学廪，捐出积蓄二十万以赡学者，师生绘其像祀于学宫。三是收专项捐税以充学费，如加收酒税，崇宁二年（1103）令“诸路官监酒直，上者升增钱二，中下增一，以充学费；又如印卖契书，收息以充学费 ” 。四是社会资助，如咸平元年（998）方仪、陈翊等诸生带头捐资30万创办兴化军学，这是史籍记载的莆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集资办学。五是靠其他各种途径，如以房租、刻印书籍等筹措学校经费。 与此同时，兴化军、县学加强对教育经费的管理，一般设有专管钱粮的会计。对分散出租学田所收的地租，均有账册记录，以备核查。同时，为防止学田和军、县学财产被侵吞，还设置贴基、石刻，将学田的田数、地租等刻在石碑上，作为长久凭证。 尽管官办学校规模宏伟，雄冠一时，但对于“儒风特盛” 的兴化军来说，这只是一方面；而更广泛、深厚的文化则根植于民间的私学教育之中。在莆田，民办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如隋唐时期郑露的湖山书堂、郑庄的寻阳书堂、郑淑的巩桥书堂，林蕴的澄渚书堂、欧阳詹的福平书堂、黄滔的东峰学堂、翁承赞的漆林书堂、陈峤的北岩精舍等。到了宋代，莆田书堂、书院之盛冠于全闽，或称精舍，或称草堂，或称义塾，或称学馆，皆由名儒讲学授业。 据地方志记载，宋代莆田规模较大，影响较远的书堂、书院有30所，它们分别是： 东井书堂 在莆田县东二十里，地名红泉东井（今属莆田市荔城区）。绍兴十年（1140），邑人林光朝在族叔林国钧的资助和聘请下，在此创办“红泉义学” ，又称“东井书堂” ，南宋状元张孝祥为该学堂题写匾额。邑人刘克庄在《兴化军城山三先生祠堂记》中说：“初艾轩（光朝）来水南，学者空郡从之，而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 明代探花、邑人林文在《红泉讲道序》中也赞道：“吾莆自郑露讲学于南湖，在唐则吾祖（林）蕴、（林）藻、欧阳詹读书于泉山。至宋，艾轩讲道于红泉，由是文风大振，遂有海滨洙泗之称，其盛矣哉！” 。据史载，朱熹赴任泉州同安（今厦门同安）主簿路过莆田时，特地到东井学堂去聆听艾轩的精彩授课，还称赞他：“说得道理极精细，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忘寝食者数时。” 金山草堂 在五侯山涌泉岩之西（今属莆田市荔城区）。林光朝除了在东井学堂授徒之外，还与其族人林充、林褒在谷城山的松隐岩、国清塘旁的濯缨亭和五侯山的涌泉岩等地，构筑草堂，传道讲学。清邑人陈池养在《濯缨亭》诗中曰：“艾轩讲学为莆倡，国清之塘威名区。人居金山来城山，平湖击揖频往返。横经蒲弄一席地，论德松隐之岩间。” 涵江书院 在莆田县东北二十里涵头处（今属莆田市涵江区）。据明弘治《兴化府志》载：“唐贞元、大和（785-835）年间，先圣四十一世孙孔仲良为莆田县令，因家于涵头，岁久子孙流落为编民。宋朱文公（朱熹）过莆，访其宗派，为告郡县，改立至圣文宣王四十九世孙孔宜户。” 宋淳佑五年（1245），兴化知军杨栋得知孔子后裔有居住在涵头（今涵江）时，便为他们建庙置田，与镇官郑雄飞一起创办涵江书院，供孔家子弟读书之用。景定四年（1263），兴化知军徐直谅向朝廷请匾，理宗皇帝亲书“涵江书院”四个大字赐之，被刻在高2.5尺，宽11.2尺的石上。时涵江书院院长为祝洙。 上林义斋 在莆田县东北三十里后黄（今属莆田市涵江区），邑人黄问创办。以聚四方英俊，其学立有五规：一曰修身慎行，二曰立志抗节，三曰潜心经术，四曰学通世务，五曰限日收攻。 寿峰义斋 在兴化县东南二十五里处（今属莆田市涵江区），邑人方泳、方洞兄弟创办。“以来四方贤士，岁不下五十余人” 。 澄渚梯云斋 在莆田县西天尾澄渚村（今属莆田市荔城区），邑人林安中创办作义斋。“将以教一族之英俊，来四方之明彦” 。 |
湄洲岛:海带丰收忙晾晒
莆籍选手林感夺得国际声乐赛季军
平海镇商会：爱心助残 奉献真情
我市召开第四届校园读书月活动总结大会暨阅读工作推进会 品味书香 传承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