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实为证，正确解读《南山灵岩寺碑记》与膺公献舍为庵 广化寺是由金仙院（后改名金仙庵）、灵岩寺、广化寺逐步发展成长起来的。唐景云二年（711年）敕赐“灵岩寺”，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始改名“广化寺”。经过上千年发展，广化寺现已是闽中名刹。 莆田唐代诗人黄滔《南山灵岩寺碑记》其文曰：“昔梁、陈间，邑儒荥阳郑生家之。生严乎一堂，架以诗书。既而秋夕，风月清朗，俄有神人，鹤发麻衣，丈余其状，见于堂曰：‘诚易兹为佛寺，善莫之大。’生拜而诺，瞬而失。旋以堂居僧像佛，献其居为金仙院，即陈永定二年庚申也”。时间：‘梁、陈间，陈永定二年庚申，既而秋夕，风月清朗’，地点：‘严乎一堂，架以诗书,见于堂’ 堂居也，人物：‘邑儒荥阳郑生家之’，‘俄有神人，鹤发麻衣，丈余其状’的老僧，过程：僧“见于堂曰：‘诚易兹为佛寺，善莫之大。’生拜而诺，瞬而失。旋以堂居僧像佛，献其居为金仙院”。金仙院后改名金仙庵。 《南山灵岩寺碑记》在这里对献舍为庵讲述的非常清楚，唯一没说明的是郑生家具体为何人，而今尚保存完好的广化寺大雄宝殿走廊的石碑文给出了答案。广化寺大雄宝殿走廊石碑文中记：“刹创自隋唐地为南湖郑氏所舍其兴造起……创造佛宇福等无量今日之举宜膺崇报余曰余之”。也就是说隋唐兴造广化寺其地为南湖郑氏所舍，创造佛宇福等无量，今日崇拜报恩膺公实为合宜之举，今后还应如此。事实为证，黄滔《南山灵岩寺碑记》中“荥阳郑生家”是伯纯子郑膺。 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年），昭公12世祖伯纯、伯雄和伯良三兄弟，为续修郑氏族谱之事，同来莆田，在南湖祖墓侧庐。时值伯纯子郑膺官泉州刺吏，闻知父亲及叔父三人在莆续谱与办学，即来莆探视并祭拜祖先，暂居南湖。面对老僧的‘诚易兹为佛寺，善莫之大’，伯纯子膺，郑生‘拜而诺’，遂舍为庵。 这就是有名的陈永定二年（558年）南湖郑氏膺公献舍为庵之举，是南湖伯纯、其子膺、伯雄、伯良叔侄四人对莆田文化的重大贡献。南湖世人以楹联“来莆开学启文献，献舍为庵标禅林”赞赏之。 遗憾的是，有的文人错误解读黄滔的《南山灵岩寺碑记》。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莆阳贡士李俊甫撰成的《莆阳比事》，曰“ 广化寺，梁、陈间邑儒郑露之居。俄有神人，鹤发麻衣，夕见于堂，请易为佛宇。露诺而献之，为金仙院。时永定二年也。”与《南山灵岩寺碑记》一文对比可见，这里李俊甫在《莆阳比事》中把‘梁、陈间，邑儒荥阳郑生家之’，说成是‘梁、陈间邑儒郑露’。这显然错误解读了黄滔的《南山灵岩寺碑记》。李俊甫撰成的《莆阳比事》，没有事实根据，把露公说成是梁陈时人，是错误解读黄滔的《南山灵岩寺碑记》的典型先例。 李俊甫撰成的《莆阳比事》，对后人的‘露公是梁陈时人’之说，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明吴源的《南湖郑太府卿先生述事》文中，称露公“陈永定中，以梦舍书堂为永丰庵”。吴源的‘述事’也是错误解读了黄滔的《南山灵岩寺碑记》，并且以《莆阳比事》为据，以讹传讹，把露公说成是梁陈时人。 直到明，南湖露公二十七世孙郑凤超，在分析了诸多家谱、谱序、史书、及《唐书·百官志》后，在《南湖郑氏族谱》前序中写道：“吾太府卿公天宝时人也”。这实难能可贵，备受世人称颂。郑凤超，字巨掌，莆田人。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生。唐王聿健即位福州，征郑凤超为中书舍人兼翰林院待诏，并参预编撰国史。明亡不仕，郑凤超专心着述，并游蜀、楚、燕、齐等地。着作存本：《杂着》一卷；郑姓家谱《掌庵谱略》，该书明、清均有抄本。 再后来，清代翰林院编修张琴，在民国《莆田县志》中云：“唐初，郑露兄弟以学开莆矣”。张琴这次修《莆田县志》是做了一定的功夫的，比过去的几部府、县志在某些部分是有所提高的，此举也赢得了邑人的充分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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