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元军在攻灭南宋、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对汉人尤其是福建人民大开杀戒，沿途尸横遍野，生灵涂炭，文化教育设施也多数遭到摧毁和破坏，致使福建尤其是莆田的科举式微，进入一个中落时期，读书为官者寥寥无几。据《中国状元大典》统计，元代从延佑二年（1315）至至正二十六年（1366）51年间（其中缺少2科，即1336年和1339年），举行16科考试（每3年开一科），共录取进士1139人。又据《八闽通志》和《兴化府志》的记载，元代福建进士有36人，其中兴化籍7人，约占福建总数的20%；而林氏进士2人，约占莆田总数的29%。元代福建举人有70人，其中兴化籍9人，约占福建总数的13%；而林氏举人2人，占莆田总数的22%。 星移斗转，朝代更替。到了明代，入学中举，考取进士以谋得高官厚禄，已深入士子之心，比之唐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初统治者求贤若渴，除了下诏招贤，还于洪武三年至五年（1370-1372），令各行省连试三年。由于朝廷刚刚建立，缺少官吏，因此乡试中式的举人都免除会试，直接赴京听候选拔为官。以上政策、措施，极大鼓舞了士人的读书求取功名之心，而扩招必然增加应试名额，增加了中举的可能性。最高统治者还将各地科举的兴盛程度作为考核官吏的一大手段，鞭策了在任官吏重视当地的教育，而无视教育或劝教不善者，则坚决给予惩罚。终明一代，莆田历任地方官多能以身作则，倡学乡里。对于学校缺乏办学经费，官吏或慷慨解囊，或拨寺产补给学田，或出库银以赡生徒。随着兴化经济的日益繁荣，在传统的重教兴学的社会氛围熏陶下，莆田又重现了科举强区、人才辈出的盛况，进入再一个昌盛时期。 按《中国状元大典》统计，明代从洪武四年（1371）至崇祯十六年（1643）272年间，共举行91科考试，录取进士24636人。又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所载，明代福建进士有2395人，其中兴化籍535人，占福建总数的22%，而林氏进士89人，约占莆田总数的17%；明代福建状元有11人，其中兴化籍2人，占福建总数的18%，而林氏状元1人（林环），占莆田总数的50%；明代福建探花有10人，其中兴化籍4人，占福建总数的40%，而林氏探花1人（林文），占莆田总数的25%。 关于明代莆田状元，至今还流传着他们的故事传说。清末邑人进士张琴编的《莆田县志》说：明永乐四年（1406）丙戌科莆田人林环殿试第一，但同科进士、林环同乡陈实却恃才不服，扬言考官录取不公，明成祖召而诘问，陈实答言：“臣百问百答，从无纰漏，缘何不取？”皇上怒其不恭，欲制其狂气，乃命大学士解缙出题云：“孔门七十二贤，贤贤何德？云台二十八将，将将何功？”成祖亲临考问，陈实一一对答不误，文彩亦佳。但林环更是应对如流，毫无遗漏。因二人不分上下，皇帝乃加罪陈实，充军三边。 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姑且不论，但至少可以说明兴化府人才济济。同时，林环也以无可争辩的才华得到明成祖的青睐，他的确是莆田林氏杰出人才的代表，史家评他：“负材学，晓世务，特为文庙所器，一时儒硕亦厚望之。” 如果说明代会试是全国各省举人之间文化水准的大较量的话，那么乡试则是省内各府县秀才的教育水平和知识智力的大竞赛。明代乡试已固定成为省级地方考试层级，举人出身即可授予官职，因此竞争十分激烈，乡试中举也比前代更为荣耀风光。由于想要参加乡试的生员（秀才）太多，为了控制参试人数，明代曾规定每举1名，只允许30名科举生员参加乡试。限于录取比例太低，中举的机会是相当少的，中举率大约在4％，故俗有“金举人，银进士”之谣。 正是从竞争的激烈程度来看，举人比进士还更难能可贵，才会有“金举人，银进士”的说法。据《福建教育史》统计，明代福建举人有8325人，其中兴化籍1692人，占福建总数的20%，而林氏举人311人，占莆田总数的18%；明代福建乡试解元有90人，其中兴化籍30人，占福建总数的33%，而林氏解元4人（林时望、林同、林文俊、林东海），占莆田总数的13%。因为莆田在福建乡试中，中举人数多次占全省的近一半，故有“一邑半榜”之誉。 有明一代，莆田不仅科甲鼎盛，侔于中州，而且英才辈出，群星灿烂，从政者重臣高官选出，出现“六部尚书占五部” 等奇特现象。莆田人在《明史》中立传的有45名，其中进士出身的就占36名，而立传的林氏进士有6名，占莆田总数的17%。在莆田出仕官员中，四品（知府）以上的官员多达300多人。 而任明廷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的有15人，其中林氏4人，即林俊、林云同、林尧俞、林兰友，占莆田总数的27%；任明廷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侍郎的有15人，其中林氏4人，即林富、林文俊、林铭鼎、林佳鼎，占莆田总数的27%；任都察院的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的有15人，其中林氏7人，即林元甫、林茂达、林有孚、林大辂、林润、林贽、林一柱，占莆田总数的47%。任左右布政使的有27人，其中林氏5人，即林豫、林应标、林烶章、林澄源、林恭章，占莆田总数的19%；任正副按察使的有34人，其中林氏8人，即林坦、林时、林长繁、林民悦、林铭几、林有年、林斌、林烇章，占莆田总数的24%。上述一人多历数职，这里只列其较高的一职，且无法将四品以上林氏官员的名字一一列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嘉靖十年（1531）莆田知县王钅臣建县衙，把衙门外南端“善俗坊”改为“文献名邦” ，后遭倭寇烧毁。嘉靖四十四年，知县徐执策重建县衙，并在县巷南北两端分别建竖“海滨邹鲁” 和“莆阳文献” 两个木坊。万历十六年（1588），知县孙继有又将这两坊改名为“文献名邦”和“壶兰雄邑” 。从此，莆田正式誉称为“文献名邦” “海滨邹鲁” 。 所谓“文献名邦” ，宋代大儒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注解说：“文，典籍也；献，贤也。” 即指历史典籍和贤能人才辈出的着名乡邦（地方）。而“海滨邹鲁” ，其中“邹”是指孟子的家乡，“鲁”是指孔子的家乡，两者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教育最为发达的邦国之一。莆田地处我国东南沿海，虽为小邑，但儒风特盛，无论是从教育发达，科名鼎盛来看，还是从文化氛围，学术成就来说，把“文献名邦” “海滨邹鲁”这两顶桂冠戴之莆阳，都不为过。因为早在宋代就已经有了公论，如宋真宗敕书所说“闽越之地，邹鲁之儒” ；宋度宗盛赞“莆，文献之邦也” ；宋邑人黄灏讲“莆邦文学号邹鲁” ；宋邑人状元黄公度在《兴化军学记》中所载：“习俗好尚，实有东周齐鲁遗风” 等等。所以，明代兴化成为“文献名邦” 、“海滨邹鲁” ，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千百年间重视文化教育的必然结果。对此盛事，清乾隆《莆田县志·人物志》序言中写道：“莆僻处海滨，齐名邹鲁，非人物彬彬故欤？盖肇于唐，盛于宋，尤盛于明。” 确实，“文献名邦” “海滨邹鲁” 的深刻内涵，远远不止于科甲之盛，人才之众，更重要的还在于兴化人对我国古代文化事业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就以着述来说，仅明一代，就有着作900多部，现存120多部。 据不完全统计，仅林氏进士、举人撰写的书籍就有林洪的《竹庵存稿》十卷；林环的《 斋集》十卷；林文的《澹轩集》五十卷；林诚的《奏疏》五卷；林俊的《西征集》 《见素文集》二十八卷 ；林茂达的《翠庭集》 ；林塾的《石泉集》 《拾遗书》 ；林富的《省吾遗集》 《奏议》二卷、《嘉靖广西通志》六十卷；林文俊的《内黄县志》 《方斋存稿》十卷；林达的《自考集》 《编年纪略》 ；林大辂的《愧瘖集》 ；林樯的《诗集》二卷；林应骢的《梦槎奇游集》二卷；林云同的《读书园集》 《退斋文集》 《韶州府志》 ；林东海的《四书经集解》 ，林华的《岳麓口义》十卷；林万潮的《赣州集》 ；林应箕的《百一诗稿》 ；林兆金的《东山樵稿》 ；林润的《愿治疏稿》 ；林澄源的《悟往吟》 《经传讲义》 《古易论》 ；林兆珂的《批点左传》 《楚辞》 《参同契》 《毛诗多识编》七卷、《考工记述注》二卷、《撞弓述注》二卷、《宙合编》八卷、《李诗钞述注》十六卷、《杜诗钞述注》十六卷和《衡州府志》十五卷；林尧俞的《溪堂集》四卷、《万历兴化府志》 ；林恭章的《静宇逸稿》 ；林铭鼎的《新锓林会魁》 《书经逢源集注》六卷；林铭几的《南 遗稿》 ；林兰友的《迷迷草》 ；林嵋的《蟛蜞集》十二卷；林士敏的《芹边集》 《匡庐小稿》 ；林岩的《万竹居士集》 ；林长懋的《竹庄集》 ；林勤的《朴庵集》六卷；林同的《大学中庸训说》 《书经讲义》 ；林智的《蛙鸣集》 ；林宪的《鸥沙集》十卷；林大猷的《思轩稿》 ；林有年的《寒谷集》 《东山诸集》 《东莞县志》 《瑞金县志》 《武义县志》 《安溪县志》 《仙游县志》 《福清县志》 ；林 的《西麓稿》 ；林汝永的《南崧集》 ；林应采的《东皋吟稿》 ；林炳章的《宠荣堂稿》 ；林兆箕的《学适堂集》 ；林烇章的《伊蒿稿》 ；林錝的《石莲集》 ；林宪曾的《西源集》 ；林谐的《觉未轩集》 ；林齐圣的《闲有堂集》 ；林尊宾的《雁圉集》四卷；林说的《寸草堂集》等等。 但是，到了明嘉靖年间（1522-1566），日本倭寇的侵扰打破了莆田人民安宁祥和的生活，战乱给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邑人关佛心在《莆田倭祸记》序言中这样写道：“莆田立县千三百年，最大之兵祸，厥惟明代之倭寇。” 倭患不仅从财产上侵扰莆田人民，进而危及读书人赖以生存与读书的社会环境及物质条件，它还直接残害生命，毁坏学校、公祠。 《莆田倭祸记》在《屠城记》一章中又描述道：“（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城陷。……被焚毁之衙署、祠院庐一览：莆田儒学、兴化儒学、……黄仲昭祠、林苇祠、……士绅之遭难者：甲科以上十七人，乙榜数十人，庠生三百五十六人。”倭患造成兴化府科举日益萎靡，据清乾隆《莆田县志》统计，嘉靖二十二年乡举中莆田中举33人，二十五年为27人，二十八年为20人，三十一年为21人，三十四年为22人，三十七年降至19人，四十年和四十三年仅剩15人。进士名额到嘉靖末年，每榜也只有2至3人。莆田的科举事业跌到了底谷。 清朝的科举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朝廷加强思想控制和笼络知识阶层的一种重要手段。“四书五经”照样是科举取士的准则和学校教学的依据。人们的思想被死死地控制在理学的囹圄之中，应试文章只能用僵死的八股文“代圣贤立言” ，不允许有自己的见解。梁启超痛斥说，“民之愚，国之弱” ，皆有八股取士造成。由于明中后期倭寇“屠城”和明末战乱对莆田经济、教育巨大破坏等一系列原因，清代莆田的科举已是“强弩之末” 。莆田士人热衷科举、想进满清朝廷为官者不多，越来越少。 据《中国状元大典》统计，清代从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三十年（1904）258年间，共举行112科考试，录取进士26888人。又据《福建教育史》的记载，清代福建进士有1421人，其中兴化府64人，约占福建总数的5%左右，而林氏进士9人，约占莆田总数的14%；清代福建举人有10391人，其中兴化籍564人，占福建总数的5%；而林氏举人143人，占莆田总数的25%。1905年5月，清朝廷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也出于改变教育落后的状况，无可奈何发布诏谕，“从丙午年（1906）起，所有宫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 ，至此延续1300多年的中国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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