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个月，印度军队越界阻挠西藏与不丹边境的我国洞郎地区修路引发世人关注，在莆田市区龙脊山公园北边一处民宅内，一位耄耋之年的老翁似乎比常人更关心西藏边境的形势，这位老者就是曾在1953年由军校分配去西藏，堪称我市最早的“进藏干部”；更令人赞叹的是，这位老人曾参加修筑康藏公路、1959年平息达赖集团叛乱、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在西藏戍边长达十八载……如果不是朋友指点，真看不出这位寻常老人竟有如此不凡的经历，他就是今年八十七岁的城厢军休所退休老军人陈玉瑞先生。

　　从农家子弟到世界屋脊的卫国军人

　　陈玉瑞1931年出生于莆田平海村一个老实忠厚的农民家庭，开门就面对湛蓝无垠的大海，那时的他做梦也没想到，日后他会去冰天雪地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做一个保家卫国的革命军人。1951年6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潮在国内高涨，还在涵江夹漈农校的他被学校动员报考军事干部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通讯学校。当年8月3日，他和在福建招收的四百名同学到达学校所在地南京学习无线电报务。第一阶段是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接受政治教育，他听取了陈毅司令员的动员报告，参加三反五反运动，端正入伍动机，使无知的农村青年下定决心做个忠于革命的坚强战士。第二阶段进行军事训练，完成如队列训练、射击、投弹等军事科目。第三阶段从1952年6月开始专业学习，如练字、英语、电学知识、收发报技术和电台架设。记得陈毅给通讯兵的题词中写到：“部队通信兵种不健全，等于人的血脉不流通，人血脉不流通则死，部队血脉不流通则灭亡。”1952年8月，全国院校调整，该校改为雷达学校，陈玉瑞所在的整个大队被调往（西安）第一通信学校学习通信业务参谋知识，主要是无线电业务。1953年8月，经国家考试毕业，其中英语优秀的50名同学被派往朝鲜参加抗美援朝，陈玉瑞等50位同学分配到西南军区，他和五个同学一起去了西藏军区。
　　进藏的道路当年只能走康藏公路，但那时路还没全线修通，回忆这段历史，陈玉瑞说得用“艰苦备尝”来概括。当时，他和战友们从雅安出发坐军用货车，第一道关口是二郎山，有一段约200米的陡岩，滚石不断地坠落下来，落在汽车帆布上啪啪作响，假如没有帆布遮挡打到人后果不堪设想，可能还没到西藏就光荣了。过了二郎山是泸定桥，出康定到折多山，车乏马困，卡车加水，陈玉瑞和战友们刚下车休息，顿时感到胸闷、呼吸困难纷纷软绵绵地倒下，司机说这是高山反应……一路走走停停，到达甘孜时，路已修到昌都后方司令部。那时参加东线修路的有两个师、一个技工大队；负责运输的是一个劳改团、骡马、牦牛和小部分民工。修路部队的主伙食是大米和面粉，副食品是蔬菜（脱水蔬菜）、肉类罐头，新鲜的很少。修路部队战线摆得很长但路很窄，很多地方修路和运输难以兼顾，给养不时中断，前方经常没吃的，有时一天只吃两顿稀饭，不得不忍受着体能的极限。刚开始，陈玉瑞和战友们留在甘孜准备收蔬菜供给前方。由于高原反应强烈，领导照顾他到昌都边休息边学习。老报务员带着他苦练三个月，熟练了发报手法，接着英文改学俄文又培训了三个月。陈玉瑞的发报手法巩固后心里特高兴，工作更积极了，他还主动帮战友值班守夜，其表现受到一致好评，被战友们推荐评上三等功，还发了奖章。
　　1954年是国家计划的康藏、青藏两条公路修通的决战年，部队官兵日夜抢修，为的是让西藏人民代表能按时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当时还差一段路未修通。于是，有一段路是解放军战士用轿子抬到通车的地方，再坐车到昌都的。而另一条则是从日喀则走青藏公路经青海到达北京。两条进藏公路都是1954年底同时通车，在拉萨会合，意义重大，当时都举行了隆重的竣工通车庆典活动。
　　陈玉瑞在后司电台工作数年后于1955年6月光荣入党，不久他就被调到步兵159团通讯连当排长，该团在拉萨东郊白定建有营房。由于当时西藏三大领主正积极酝酿叛乱，形势相当紧张，陈玉瑞和战友们奉命转入训练。他在做好思想动员工作的基础上严密组织了通讯业务培训。他深知无线电通信在平叛斗争中是关乎战斗胜利的重要技术手段，所以他要求严格、狠抓落实。几个月后，报话员均能熟练地使用报话机了。
　　陈玉瑞的回忆再次把我们带进烽火连天的岁月。1959年初，步兵159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带一个加强连从林芝渡雅鲁赞布江到米林前往山南，副团长要陈玉瑞携带15瓦报话机随部行动、负责与军区联络并需随叫随应。他趴在冰冷潮湿的地上半个多小时等候军区发报，收报后他抄了一行10个字的电文，副团长让机要员马上翻译，电报要求该连撤回林芝乘车去麻江。原来是军区派去日喀则体检的医疗队遭到叛匪伏击，结果人员全部牺牲。另一次是去麻江截击往北逃窜的叛匪，但部队到达后没发现任何动静。陈玉瑞主动开机收听团指挥所和军区的通话，他向领导报告后副团长叫他插进去，他要和军区通话，请求军区允许他带队前去追击，但军区不同意……其他几次剿匪中陈玉瑞也是这样做的，首长很满意。1953年3月，达赖终于叛逃，党中央英明决策、迅速平叛，战斗颇为频繁。一次，陈玉瑞带领10名报话员正在一营驻地黑河、那曲一带执行平叛任务，晚上团长命令他和机要员各乘一辆车赶回团部，并令一排长带领全排战士、两挺机枪护送。团长对排长说要绝对保证这两个人的安全，若有差池我要你的命。沿途，机枪手子弹上膛、手指扣握着扳机，经过一夜飞驰，到达团部后机枪手手指冻黑、后来截指了……拉萨叛乱平息后，159团被派到拉萨北边清剿残匪。那天下午冰雪融化、河水暴涨，陈玉瑞因受雪水刺激，第二天脚肿得很大不能走路；部队进军到山南时，他拄拐杖坚持了半个月，到加查县时才丢掉。那时电报极多、军务繁忙 ，驻营时他发现两个报话员因背机器大腿的皮磨破了、裤子被血水黏住非常痛苦，可他们都没叫一声苦。离开加查县时，陈玉瑞所在的159团扩编成山南军分区（包括直属队）和三个边防团，陈玉瑞从直属通讯连排长调到二团警通连任职，其工作地点也从海拔3500米的的泽当攀升到4400公尺的错那县，使原来患上高原病的陈玉瑞更加胸闷气喘，不久他又奉调到团部当参谋，分管通讯和军务。
　　
　

　艰难的西藏回乡探亲路

　　1960年底，陈玉瑞被批准回家乡探亲。那时候西藏军队干部回内地探亲很不容易，从离开单位一直到家，要带全套被服、棉被、棉大衣，招待所和兵站只为过往人员提供硬板通铺及三顿饭，不为过往人员提供其他服务，坐车全靠自己找门路。当时青藏线基本不通客车，只有碰到汽车团各连队集体行动时才偶尔能搭个便车，而且能找到汽车放背包就很好了。早上把背包扛上车当软座，晚上到兵站扛上背包到住处，能吃到热饭后打开背包有棉被大衣睡免得受冷挨冻，一路平安到家算是万幸。没本事找到车就又得在招待所住下，从拉萨到格尔木要七到十天，休息两天，再到西宁，又要扛着背包找车去火车站。陈玉瑞从西宁买火车票到福州，先从西宁坐慢车到兰州，加快坐到上海，再从上海转车到福州，买不到卧铺票只好坐硬席。早期福州火车站到汽车站没公交车，他硬是扛着五六十斤重的背包走路到汽车站，买了次日到莆田的车票，这一趟青藏高原回乡路不知走了多少天，真是辛苦呀。
　　在莆田驻军招待所住了三天，陈玉瑞呼吸着老家的空气，又特地到街上去反复倾听和温习莆田的土话，才敢回老家与亲人见面。回到家，十年未见的老母亲高兴得热泪盈眶。没料想他家已遭变故，陈玉瑞的二哥和父亲在1953年和1956年先后因病去世，他不但没能见上最后一面，且都是病故后拖了几个月后他才收到信的。此时的他只能偷偷流泪，既没向组织报告，更没请求帮助，只把自己手上的一只罗马表和毛毯卖掉寄些钱回去，他可怜的二嫂带着四个孩子和老母亲相依为命。
　　探亲假结束后，陈玉瑞及时归队继续当参谋，半年后提为副连长。
　　
　　

出生入死的对印自卫反击战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遇到三年自然灾害等困难，印度尼赫鲁政权在美苏挑唆下野心膨胀，不断蚕食我领土，侵犯我边境，忍无可忍的中国决心给印度一个教训。那年，陈玉瑞所在边防二团三连防区受到侵犯，团里派参谋长带三连和一部15瓦和5瓦报话机、一部十门电话交换机和电话单机投入战斗。在三连和印军交火的战斗中，虽然印军的单兵射击和伪装还可以，但整体上印军还是有很多弱点的。这次反击战是印军首先抢占了高处有利地形，往我军的战壕扔手雷。印军的手雷是延时5秒才爆炸，我军的手雷是延时3秒爆炸，我军战士捡起印军手雷立即回敬给印军，其中一位战士在捡起印军手雷时不慎脱手、腿被炸断，他忍受剧痛顽强的为战友装弹，最后痛得受不了，双手插进泥土里壮烈牺牲。还有一位连长在侦察敌情中被隐蔽的印军打冷枪牺牲了，印军的猖狂激起班长吴元明的极大愤怒，机智灵活的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先后击毙了好多个敌人，后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1964年，陈玉瑞因刻苦学习毛主席着作、思想工作认真细致被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赴西藏军区参加代表大会并参观了布达拉宫。后因高原病明显，他被送到都江堰疗养一个月半，之后就被提升为连长。这一年总参配给该团一部千瓦电台，军区还派工兵连抢修坑道。1966年连队奉命携千瓦电台一起搬进坑道。陈玉瑞以身作则，搬家过程中因搬重物导致腰椎骨压伤，他仍然坚持工作，第二天发现尿血才知伤情严重。但因驻地错那县的另一侧就是达赖集团盘踞的达旺，军情紧张，他仍坚持驻守在边防前线。后在团长督促下到军区总院检查治疗，结果已是陈旧性压缩性骨折，由于时间久了治疗效果不好。外科主任说只能吃药打针、无法手术，等出院后给予办理残疾证。他住了二十多天医院，通信科打电话通知他到军区通信处搭通信车归队，在来不及办理残疾证的情况下提前出院。回团部的半路上他遇到团长，体恤部下的团长说大雪封山了，我都回不去你就别回去了，我批准你回家探亲，我让分区干部科给你办理通行证、借给你足够的钱和粮票，你顺便回去治治伤。就这样，陈玉瑞得以第二次回家探亲。
　　1968年，军分区调陈玉瑞到泽当机务站工作，1969年任副教导员。但此时常年的伤情和高原反应使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干部科叫他回乡休假，还交给他军区卫生部开的介绍信到成都、重庆、西安、上海等大医院住院治疗，可陈玉瑞到上海检查后也住了一段医院，由于当时的医疗水平对高原病束手无策，无奈之下他只好回老家休养。
　　在回老家休养期间，得知经上级已批准陈玉瑞调回原籍，关系转到莆田县人武部离职休养，原副营级别待遇不变，休养后既可到西藏军区驻四川办事处招待所休息，也可到成都军区总医院检查治疗。他在成都治疗时，干部科已经派人去莆田联系他的安置事宜了。
　　
　　

不堪回首的往事和幸福的晚晴生活

　　就这样，一个人1951年孤零零从莆田出发，在青藏高原整整呆了十八年，历经修筑康藏公路、平叛、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陈玉瑞，又一个人于1971年孤零零地回到了家乡莆田县。这时的他远离首长、战友，也没有部下可以交流倾诉，其狼狈境况可想而知。好在他的三个女儿很争气，他教诲说，父亲只是个残废军人，国家已照顾他离职休养了，你们只有靠自己努力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和成就自己。他的三个女儿都很勤奋读书、努力成才，其中大女儿在福建省农科院任研究员，二女儿在莆田学院医学院当教授，三女儿是城厢区农业局的高级农艺师……
　　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陈玉瑞一家也不例外。其晚年生活颇有规律，他和老伴早上、傍晚都要到凤凰山公园散步，持之以恒，经年不变，曾经残疾的身体稍有好转，如今生命的年轮已走过八十七个春秋。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1971年在西藏军区总医院没来得及办理的残疾证，几经努力，福建省有关部门也实事求是的给予办理，他一个月可以增加一千多元补贴，虽然这是“迟来的爱”。
　　如今和陈玉瑞先生聊西藏，老人依然一往情深。他妻子说玉瑞常把电视调到西藏卫视台，关注他当年战天斗地的地方。谈起西藏的地名和方位，他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晰。妻子称赞老伴始终怀有浓浓的西藏情结。陈玉瑞老人说：西藏在党的领导下、全国的支援下建设非常快，人民的生活很好。1959年西藏平叛后随之进行了民主改革，几百万藏族同胞从封建农奴社会跨越几个历史阶段一步登天进入社会主义，我在西藏曾经亲眼见过被剥皮的农奴，还有四肢被砍、养在缸里供贵族玩弄的农奴，是解放军进藏后农奴才得以彻底翻身。从那以后，国家有边有防，社会日益繁荣，人民安居乐业。西藏有今天，离不开早期进藏的同志流血流汗甚至牺牲生命打下的基础，这里面也有他的一滴汗水，他在那里流汗受苦受累完全值得！今年适逢建军九十周年，他要感谢生他养他的家乡父老，也感谢党和军队对他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