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琴在《重刊福建兴化县志序》中说：“县虽僻处万山中，而泉石奇秀，如鲤湖、夹漈，皆以风景名天下。有瑞云峰，盘据永泰、 莆田、福清三邑间，古有‘瑞云山下出三元’之语，乾道丙戌（1166 年）科萧国梁发大魁，己丑（1169 年）科郑侨，壬辰（1172 年） 科黄定继之，郑侨尤以相业显。时人有云：‘相去之间不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求。’洵佳话也。郑厚、郑樵筑修史堂于东山，兄弟上书，名震海内。《通志》一书，至今学者奉为圭臬。《选举志》称宋登进士第者九十余人，诸科、特奏名四十余人，童子科四人，宏词 科一人。地灵者人自杰，其信然欤！”兴化县人口不及莆田县的十几分之一，得中状元却并不比莆田县少，而且还多了一个武状元。 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宋代兴化县得中进士居兴化军首位。
　　兴化县教育为什么会后来者居上？首先是因为宋仁宗办教育，实行向山区倾斜的好政策。弘治志卷十五说，“庆历四年（1044 年）复有诏立县学，县满 200 户以上者”。 那时该县人口不多，就有一所县学，莆田县人口比她多了十几倍，也只有一所县学。那时县学和郡学相当于今天专门培养干部的本科大学。朝廷把每次所需要的“贡生”按额摊派给各地郡学和县学，县与县、郡与郡之间名额相等，学生送礼部考核后就可以做官或去学校教学生。这样做，有利于缩小各地之间文化教育的差距和不平衡。这是因为县学的设置，意义重大。它不仅使文化落后地区从此以后榜上有名，而且会推动和促进本地民间私学的掀起与发展，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有重大意义。所以，宋仁宗重视文化教育，办教育向山区倾斜，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发明。
　　其次，庆历三年（1043 年）范仲淹出任宰相，提出了“精贡举”等决策， 兴化县，得中进士者数量增加了。据弘治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科取士始， 至庆历二年（1042 年）82 年，兴化军得中进士 93 人，其中，莆田县 63 人，仙游县 24 人，兴化县 6 人。从庆历六年（1046 年）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 年）仅仅 24 年，兴化军得中进士就达到 94 人，其中莆田县 67 人，仙游县 23 人，兴化县 4 人。以后，那是越来越多了。
　　其三，地方政府重视。 《游洋志》卷二《儒学志》说：“儒学，旧在兴泰里，宋绍兴二年（1132 年）邑宰詹公卓然 建于尉厅；又以其地狭陋，乃移于三圣堂，规模甫立。”
　　又据《游洋志》卷之三记载，宋仁宗在位期间（1023-1063 年）， 兴化军兴化县先后有两位受到人民群众好评的知县。许世昌，庆历六年（1046 年）来宰斯邑。爱民如子。其有笞杖之刑，亦只示辱而已。且清白自持，但饮邑中一水，馀无所取。百姓比于召信臣。
　　张彦博，嘉佑二年（1057 年）宰斯邑。有雷厉风行的之风， 有宽厚待人之量。老百姓一旦犯法，不用审问，不用动刑具，所犯 的罪行就会一清二楚；老百姓也无不佩服他办事效率高。所以，县令梅泽在堂壁上题词：“由太平以至元丰，历百馀年，临是邦者惟 闻许公世昌、张公彦博仅称贤令焉。”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兴化置县；到了宋神宗元丰时（1078-1085 年）恰恰经历百馀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两位贤令带头修身养性，理论联系实际，亲民爱民，社会风气和学校学风自然而然好转了，尊师重教的风气也就越来越浓厚了。
　　其四，兴化县人民没有辜负中央政府的期望，为国家奉献出了许多优秀人才。这是十分关键的一条。这是因为“人才难得”，兴化县教育后来者居上，这是他们的光荣。兴化县在宋高宗时出了个历史学家郑樵，宋孝宗时七年出了三位状元，那是历史奇迹，是兴化县教育后来居上，宋仁宗实行向山区倾斜交出了最好的答卷。
　　以上是兴化县教育后来者居上的主要原因。
　　兴化县是这样，福建路也是这样。福建教育，原来也比较落后，山多岭多，到处是梯田。自从县学进山以后，那真是今非昔比。庆历新政以后，福建路不仅是宋代全国教育先进单位，优秀人才层出不穷，而且社会经济发展也名列全国前列。或者说，兴化县教育之所以后来者居上，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福建路浓厚的读书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