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1012—1067），字君谟，谥忠惠，兴化军仙游（今莆田市仙游县）人，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书法家。他在数十年的宦海沉浮中，敢于冲破封建官场妒贤嫉能的陋规恶习，善于举才、选才、识才和用才，形成他独具一格的人才观，这在900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今天，仍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举贤任能，为政之首

　　人才，历来为用人者所重视，也为被用者所关心。国以人兴，政以才治。“人才为政事之本”。人才和国家盛衰兴亡的俞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人才济济则国运兴隆，人才廖落则社稷衰败。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北宋时期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诚如王安石、蔡襄所言：人才，“国之栋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得人则治，其失则危。”
　　注重人才，举贤任能是安邦治国的首要问题，也是蔡襄人才观的核心内容。蔡襄认为，治国之要，莫大于用人。如果说，天下无可任之贤才，则厚诬于世。因此，要选拔贤能之才，关键在于皇帝设法因其道而求之、用之。蔡襄说:“汉之兴，驱驭英雄，以成大业，皆秦之遗士也。唐之兴，取隋之弃人，以安天下。……愿陛下劳于求贤而佚于任使，修明纪纲，兴行礼教，则太平之治，其犹指诸掌乎！”
　　正由于人才在国家治理中占有重要位置，所以，蔡襄提出举贤任能必须革除按“资序”的旧例:“臣闻人主（皇帝）择宰辅，宰辅择长官，长官择僚佐，此至治之要，至简之术也。”即主张改革择官的旧规，用举荐的办法来发现人才，选拔贤能。他特别强调要选拔好两种官员：一种是选好朝廷执政大臣。因为两府大臣是皇帝的股肱，系天下之轻重。而当时担此重任的，不是久次（谓累年而至），就是例迁（谓状元及第，数年便至卿相），不计才能，不考功绩，攀缘而进。这样做，幸得贤才尚好，苟非其才则会造成严重后果。另一种是选好地方府州守令。因为这些朝廷命官是“亲民之官”，位虽卑而所系甚重。百姓之休戚，天下之治乱，“恒必由之”。他们起着沟通上下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代表着朝廷执行各项朝纲政纪，这些官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朝廷的形象和社稷的安危。因而，选用不可不精，不可不慎。此外，宋朝幅员广阔，“天高皇帝远”，在一些边远府、州、县，皇上鞭长莫及，地方官手握生死予夺大权，对治国安邦尤为重要。“父母官”的贤廉与否，与百姓的安居乐业息息相关。因此，强调“慎选”地方官吏，对修明吏治，造福百姓是很有意义的。
　　蔡襄还把举贤任能看作自己的天职，身体力行举荐清正贤能官吏予以重用。如庆历三年（1043）他与欧阳修一起联名上状向朝廷举荐姚光弼之才，“好学有行止，能记前世兵法及史籍所载名将用兵取胜之术，……若蒙擢用，必有所为”。姚光弼后被朝廷授将作监簿，果然不负众望，在军事上屡有建功。又如嘉佑二年（1057），蔡襄推崇周希孟“经义精通，文词深厚”的才学并向朝廷举荐他充任福州州学教授。周希孟后来成为宋代着名的学者，着有《易义》《诗义》等，培养“弟子七百余人”。嘉佑三年（1058），已知3年兴化军的夏侯锡，为官“廉以持身，果于临事，未尝屈志以干誉，或乃省分而遗荣”。且“久处仕途，素精吏干”，然因无人举荐，而“逮于晚节，仅领军麾”。夏任期秩满，蔡襄为国举贤，力奏朝廷，愿以连坐保荐。此外，他还极力推荐“洁廉可以励世，端方可以立朝”的孙甫，代任自己的职位等等。
　　
　　

改革考试，选拔“真才”

　　具有丰富阅历的蔡襄，对北宋王朝“内忧重重，外患不断”的潜在危机，心中是完全有数的，他常为国家出现严重的“积贫积弱”问题而深感焦虑。但是，作为一个忠君报国的政治家，从维护封建统治和民族利益出发，他还是力图在选官考试制度上做些积极的努力与探索，并提出改革的具体措施。
　　我国自隋代以来，科举考试一直是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蔡襄本人也是沿着科举之路，从漳州军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着作佐郎馆阁校勘一步步上升到福建转运使、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礼部侍郎等，成为一代名臣。由于他一生为官37年，从地方官做到京官，又从京官到地方官，几上几下，宦海沉浮。故对科举选才之弊、有才的士子进身之难认识颇深，有切身感受。正如蔡襄所指出，修政莫如择官，而择官的核心是取士选贤。他说:“圣人能无为治天下，天下之事至众也，何以无为而能治之？百官无不为也，百官修职则万务举矣。何以致百官之职毕举？在择官也。择官在于取士。”真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北宋王朝沿袭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以进士、明经二科取士”。进士科主要是通过笔试来选拔人才，笔试的内容有“诗赋”和“策论”。“诗赋”测试考生对经书的熟悉程度，了解其吟诗作词的能力；“策论”要求考生对历史和现实的重大问题进行评论，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当时“进士虽通试诗赋策论，其实去留专在诗赋”。而明经科则采取“对义”和“帖义”两种考试方法。“对义”即考生回答经义问题；“帖义”即采取掩盖经书前后两头，仅露中间一行，裁纸贴其数字，让考生默填被贴之字。对这种考试之法，蔡襄认为既不合理，也不科学，很难体现考生的真才实学。在他看来，宋时取士，所谓制科，是博学强记者；进士科，是能诗赋、有文词者；明经科，是诵史无前例经而对题义者。三者得善官至宰辅，皆由此而来。这里就存在着科举制度本身与现实政治需要的种种矛盾和缺陷。蔡襄进一步指出，这种科举取士的片面性，导致许多优秀人才难以被及时发现，甚至还会出现高分低能之辈登科进仕。如不进行改革，难以“取天下之士，将以治民而经国耳”，也就不可能从根木上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选拔出来的人才更不能“敦其行，欲以表风俗；试其才，欲以济成务”。
　　为此，蔡襄在《论改科场条制疏》中，对科举取士问题提出3项具体的改革措施：一是放宽设置学堂的规定，广开培养人才之路。他说：“天下之州军尽许立学，选择乡里有年德通经义者补为教授，讲说经书，教授生徒。”这一条建议被朝廷采纳，据《宋史·仁宗记》，庆历四年（1044）3月，“诏天下州县之学更定科举法”。可见以上诏敕与蔡襄上疏同。二是改革考试内容，选拨真正的人才。他主张变革重诗赋轻策论的惯例，以策论为主，但策论决不是引经据典地空发议论，而要有切中时弊的改革内容。他认为策论可分为3道，第一道“问经义异同以观其识”；第二道“问古今沿革以观其学”；第三道“问当世之务以观其才”。再把整个科举考试分为三场，即先策、次论、再诗赋。“请试策三道为一场，考校验落外，次试论为一场，又考校验落外，次试诗赋为一场。以三场皆善者为优”。通过以上3场考试，基本上能够掌握和了解考生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治理国家的能力，从而可以有效地防止庸才混进官吏队伍。三是采取灵活的考试方法，革除僵化教条。蔡襄认为当时的考试方法缺乏灵活性，呆板僵化。如“明经逐场对义，钞节注疏，计诵字数，至有一字旁写声形类者三两字，如有一中，亦是通义。字犹不识，经旨何从而知”？这种考试方法只能使考生死记硬背，无法考出应试者的真正水平，使“真才”难以脱颖而出。因此，他建议“明经只问所习经书异同大义，所对之义只合注疏大意，不须文字尽同”。只要考生在答题中能将大概意思答出来就可以了，不必一字不漏，原原本本地教条对答。如有不同的意见，“即依注疏解释外，任自陈述，可以明其识虑”。若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考生就可以广开思路，自由发挥，考出真才实学。尽管蔡襄改革科举考试的主张并没有被北宋统治者全部采纳，但他所提出的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为后人展示一条选才取士，培养人方的新途径。
　　

　　“任材以宜”，“委之欲专”

　　蔡襄认为，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对某一职务有宜有不宜。所以，要任其长避其短，方能人尽其材。他说：“凡人之材，各有所能，不一等也。一人之智，兼治数局，时有不能也。有文词之职，有吏治之职，有兵戎之职，有财利之职，夫有吏治之才，使之临兵戎之事，则时有不能也；有财利之术，使之论朝廷之事，则时有不能也。” 针对当时用人大多数都是“文词进”的弊病，蔡襄指出，朝廷大臣是文士，近侍之臣是文士，钱谷之司是文士，甚至军队和边防大将均用文士，“以文驭武”的后果必然是所养之兵为“无用之兵”，一有战事，“覆军杀将，一败涂地”。因此，在他看来，这些文士中，各有所长，不可能一人兼数智，样样都“通”，成为“全能”。除了宰辅大臣，要总理天下大事，需要多方面的才能外，其它各应使用各有的专长，做到知人善任，此乃用人至善之术。如庆历四年（1044年），宋朝廷任命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使之事，蔡襄就认为不妥。他在《乞留欧阳修札子二道》中，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事有重轻，度才而处；才有长短，适用为宜。朝廷安危之论系于天下，则为重；河北金谷之司系于一方，则为轻。修（欧阳修）之资性善于议论，乃其所长；至于金谷出入之计，勤干之吏则能为之。任修于河北而去朝廷，于修之才则失其所长，于朝廷之体则轻其所重”。并建议朝廷让欧阳修留任知制诰、知谏院一职，以发挥其才能。
　　在使用人才方面，蔡襄提出自己的又一独特见解，即主张对人才的使用要“委之欲专”。蔡襄认为，人才对于安邦治国固然重要，但如果有了人才而不能很好地使用，那就等于失去了人才。如宋仁宗罢夏竦枢密使，用韩琦、范仲淹作枢密副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蔡襄说：“制命一出，士大夫贺于朝，庶人喜于路，至有饮酒叫号以为乐者，谓陛下去邪任忠，可刻日以观太平矣。”这是因为“君子进则天下泰，小人进则天下否”。邪退贤进，举国欢欣。此外，蔡襄还提出，人才成于专而毁于杂，要专其任而不能辄更其任，中断或破坏其事业。他特别强调，要使人才久于其职，因为事业的成就，需要时间、过程，需要上下左右的共同努力。久于其职，才能使优劣自然分明。同时，不要究吏之细过。任用人才，还应放手让其按自己的策略规划大胆行治，不要过多过细地指责而干扰其谋略，使其无所措手足，搅乱其长久之计。
　　
　

　“裁汰冗官”，整肃吏治

　　改革用人机制使人才脱颖而出是蔡襄人才观的又一重要内容。蔡襄认为，要摆脱北宋的危机，稳定宋王朝的统治，就必须对官僚制度进行整顿，对用人制度进行改革。
　　北宋吏制之混乱，官僚机构之臃肿，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十分突出的。造成这种“滥官满朝”的直接原因，就是北宋实行3年一迁的“磨勘法”和“恩荫”特权制度。所谓“磨勘法”即朝廷官吏，不管政绩、才能如何，混上三年五载，就可以照升不缺。其结果是“奇材异绩，不闻奖拔；贪墨昏耄之人，曾经免罢贵罚”，“使天下贪廉混淆，善恶无别”。所谓“恩荫”，就是北宋朝廷给予封建官僚的一种政治特权，“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少者一人，多者数十人。不仅“恩荫”本朝的官员子孙，而且还荫及前朝的官员后裔。达种恩荫得官的用人政策，危害极大，既徒耗无穷经费，又竭民力以养冗官，也导致吏治腐败，官僚队伍庞大，甚至还压制和埋没人才。
　　对此，蔡襄提出尖锐的批评，“真宗设三年磨勘之法，然后孤远守常之人与夫权要图进之士无异也。日月既久，渐以成俗，虽有长材异能出众人者，有小过累未可迁也；但能饮食言语，于人无忤者，数日必迁。此三年一迁之法，今为大弊也”；“资荫以恩，不问能否。……取士之法淆杂至此，一旦使之官人，小者治一务，大者治兵民，欲其各得其理，犹驱车而水行”。他认为这种腐败的官僚制度和用人机制，如不加以改草，“为蠹实深”。他建议朝廷尽快废除“磨勘法”和“恩荫”特权，“渐节其所取之路”，裁汰冗官，整肃朝政，澄清吏治。对那些“治绩可称，条例其状，显褒其尤者。贪墨腥闻，即令责讯；材不任职，于其职之相伦者易之。……年七十以上，昏耄而不知退者，咸以名闻，愿一切罢之”。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在朝官吏人人砥砺廉偶，改变因循守旧的腐朽作风，收到兴利除弊之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襄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一套改革吏治的方案，而且在实践中带头贯彻实施。如至和元年（1054），43岁的蔡襄来到被历任官员视为“难治而易以毁誉”的开封府任知府。虽然在任不满一年时间，但他却不避权贵，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史称“襄精吏事，谈笑剖决，破奸发隐，吏不能欺”。又如嘉佑元年（1056），蔡襄初知泉州，“威惠并行，民畏而爱之”。严惩了贪赃枉法的晋江知县章拱之，“按以赃罪，坐废”。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坚持吏治改革的主张和付诸行动的决心，这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的改革，本质上是一致，其目的都是为了通过改变腐败的用人制度，来促进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