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刚上初中时，城里的同学称我是界外人，沿海的同学又称我是洋面人。他们的标准是界外人吃的是地瓜、地瓜干，而洋面人吃的是大米，而我当时吃的虽然以地瓜、地瓜干为主，但偶而也加进一些大米。所以“界外人” 这一身份一直成为我的心结。 界外，在莆田不仅是地域的名称，更是历史的分界线。据史料记载，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政府为扼制台湾郑成功反清复明活动，实行“截界迁居”， “坚辟清野” 的政策，企图从经济上截断郑成功的军需补给。。 按清朝廷规定的界线，以壶公山、青山、天马山南侧至岸屿为界，筑墙垣，立界碑，设堡垒，布营哨。并下令，以界墙为界，私自出界者处死。为此莆田七百多个村庄沦为界外，几乎占全县的三分之一。当时的界外人丁兴旺，其人口约占莆田县一半。而且沿海的一些港口、集市、海产品市场也比较繁荣。而这一切繁华的乡村随着禁海令和截界的强行实施，而开始毁灭。界外居民被逼迁入界内，界外田园、庙宇、房屋、树木尽被烧光、毁光。田野抛荒，村庄湮灭，界外居民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化为焦土，一个个生机盎然的村庄从此消失，数以万计的界外人流离失所，谋无生策，乞食无门，辗转待毙，惨不堪言。正如《莆阳纪事》书中所记：“康熙元年(1662年) 之秋，截界令下，沿海平遗，逃亡流窜，遍地哀鸿，不可收拾。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四年(1665年)，水旱为灾，百役并至，界之内外死于役，死于饥饿，死于征输，至于巷无居人，路无迹者。” 残酷而又激烈的截界行动给界外人民带来深深的灾难，更是莆田历史上一场空前的灾难。界外，这一地域名称已成为莆田人难以抹去的苦难的词语。它凝聚着莆田人的泪水、饥饿、流浪、死亡、甚至毁灭，也渗透着我们祖先颠沛流离悲惨遭遇的轨迹。诗歌《截界行》形象、生动地记录了莆田人截界后流离失所的悲惨情景。 “黑风吹沙砾，白雪蔽前川。昨夜府帖下，附海尽弃迁。” 官军来驱迫，长吏气难延。限期出乡井，眼见焚屋掾。亲属骇相对，号泣但呼天。忍料举族去，恻怆辞祖先。妇女哀路旁，牛豕散广阡。暮投树下宿，朝坐草头餐。人生不如草，倏忽见摧残。回首望故里，惨淡无人烟。豺狼窟我冢，狐兔走我田。壮者身何托？老幼命难全！饥寒更转徒，他邦孰肯怜？ 腥风血雨迷漫着莆阳大地，莆田人用血和泪浸泡着“界外” 这两个字。直到清康熙八年(1669年)，因郑成功退守台湾，遂下令展界复业。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又因军事需要，把展出界外五里的居民迁入界内。直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清朝廷统一台湾后，才解除禁止海令，全部复界，准许民众回界外居住，耕种，出海捕鱼。 从清康熙元年(1662年) 截界令下，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 沿海全部复界，短短二十年的迁界史，是莆田界外人的血泪史，更是莆田历史上空前的灾难史。许多颠沛流离的界外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消亡在迁徙的路途中，莆田人口减少了一半多。“界外” 这一地名凝聚了莆田人的血与泪，渗透了我们祖先的苦难与悲伤。 据考证壶公山名山宫南墙外的登山路就是当时界墙的遗址，路南属三十六乡为界外，路北为界里。而名山宫后的“拜壶亭”就是被迫迁入界内的界外人思念故土，眺望故里的地方，所以后来人们就把“拜壶亭”改称为“望乡亭”。虽然界墙早己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但它已是一堵无形的墙坚硬地耸立在一代又一代莆田人永恒的记忆中。 苦难悲伤并没有把界外人压倒，腥风血雨更磨炼了界外人与生活抗争的坚强意志。一代又一代的界外人，为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前仆后继，与天斗，与恶劣的环境斗，与腐朽的官府斗，愈斗愈勇，愈挫愈坚。这就是界外人的性格。 改革开放的春天风吹醒了界外的土地，短短几年，让界外成为莆阳大地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从占全国民营医院百分八十以上的秀屿人，到垄断全国各大城市木材市场的忠门人，还有活跃在全国各地黄金首饰市场的北高人……这就是今天让世人刮目相看的“界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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