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年，我29岁。 老大不小了，母亲着急托好友四处奔波，终于物色一位人选，经多方磋商，一场相亲会谈确定下来了，时间：星期日上午，地点：母亲好友家。 在约定的那天，我早早就来到母亲好友家。我依然是不修边幅的老样子，并没有刻意作什么修饰。因为那时候相亲跟审干、当兵似的，两个硬项，一是家庭出身，二是政治面貌。经过一阵难熬的等待，对方终于来了。那个“她”名字、相貌我都记不真切了，只依稀记得她挺高大的。我一直不敢与她对视，但从眼角的余光我可以感觉到她和带她的阿姨一直以审视的目光盯着我看，这使我如坐针毡，很不舒服。但一深究那二条，家庭出身不是贫下中农，也不是党员，咱就败下阵来。当然，我也没打光棍，后来遇见现在的老伴，她不问那两条，我也不问她，就成了。 当时结婚还得双方单位开证明。我去开，单位领导也要严格审查对方家庭政治面貌、家庭背景等，不能说假话。然后再过对方单位盖公章的关。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初，物质匮乏，谁家要准备办婚事，得提前半年做饭炒菜不敢放油，攒着。当时莆田每人每月只有三两油。肉票鱼票蛋票豆票等也要攒着，都准备办宴席用。 虽然说那时讲究革命化，订婚互赠红宝书、钢笔等。最可乐的是结婚时亲友们贺礼送镜子，四周或是工农兵、或是红旗、或是四海翻腾五洲风雷、或是向日葵忠字、或是毛主席语录的画面，就当中那点地方能照人，左右两边用红漆写上多行字祝贺谁谁成为革命伴侣等等。弄得天天照镜子还找角度，眼睛总让写上的字遮了。若俩人一块儿照，新郎一准藏在画面或字的后面去，当时贺礼多为暖瓶脸盆枕巾还有痰盂，到夜里想用了，一看痰盂上印有红旗、语录啥的，这哪能敢使，再使出政治问题，憋着吧。 现在领了结婚证就住在一起，这是时代的进步。当初不行，就是领了证，不在众人面前走个形式，是绝对不敢凑一块儿的。当时结婚场面也很简朴，街坊四邻的贺金只是二元、五元，大伯大叔大舅大姑的贺金也不超过十元。 亲戚家一般是送上花毡、被面、衣料等，婚宴一般都在自家庭院里，或房前屋后，或是借用左邻右舍的庭院。一大帮亲戚好友过来帮忙，有的洗菜，有的洗碗，有的煮菜，有的端菜，分工到家，一场婚礼就是在亲人们的欢笑中完成的。那个年代结一次婚，费用一般在千元左右即可搞定。转眼间，今昔对比，如今的婚礼都在大酒店，还要上万元请什么婚庆公司策划布置；一桌菜都是二、三千元，一摆都是几十桌了。 结婚作为社会民生的一个缩影，正随着时光的穿越，社会的进步而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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