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进小学校门的那年，我才六岁，那是1974年的秋天，父亲带着我走过3公里左右坑坑洼洼的山路，敲开了村小学的一年级的教室。迎接我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女老师。面试时很简单，让我数数。记得当年我很熟练地从1数到100，老师摸着我的小平头乐呵呵地夸了我。老师姓程。 程老师不仅是我们的班主任，还兼教我们语文和算术。她和蔼可亲，有着慈母般的温柔。她从不打骂学生，在程老师的教育下，我们班的纪律特别好，经常受到校长的表扬。她上课时的声音总是和风细雨的，全班同学都喜欢听她的课。那时我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每个学期家里的土墙上总会贴上奖状，这也是父亲引以为豪的事。可惜程老师才教了我们两年就光荣地退休了。 上三年级时，因为不是程老师教我们，班上女生哭得稀里哗啦，有几位同学居然当场就退学了。那年我们班就像没了亲妈的孩子。先是由一位刚从部队退伍的民办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数老师。这位老师文化素质也不高，小学毕业的水平。他一进教室，课还没上，班级先乱了，我们根本听不懂他的课。他自己也觉得我们难管，索性不干了，到大队开拖拉机去了。 没有办法，张校长亲自上阵，才教两月又被调走了，听说是调到公社里当干部去了。哎！这偏僻的小山村留不住人哪！ 一周后，我们班终于迎来了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她姓朱，高中刚毕业。按说可以胜任我们的教学工作，人长得也很漂亮，可能是因为刚为人师，不太适应，就课论课，批评多，鼓励少，动不动就罚学生，找家长告状，更因为有程老师的参照，学生们也觉得她上课无趣，就特别地“不配合”了，久了一些老调皮学生就开始肆无忌惮在课上恶作剧，好几次她都被气哭了，我们三年（1）班成了全校最烂的一个班，那一年我算术不及格，差点留级。 四年级时，我们班又换了新老师。杨老师。50岁上下，他是我们这个村小学为数不多师范毕业的专业老师。书教得不错，只是眼神不好，戴着深度眼镜，但耳朵特灵，认人一般凭声音。一些顽皮的学生刚开始课上总会偷偷地说话，但是即使他板书时背对学生，也能听出是谁在捣蛋，跑操场三圈是他定下的规则，几次下来，大家就怕了。那时候的语文课内容大多是政治性的，有点枯燥无味，但是他总能在上课之余给我们讲一些文学典故，对于他的语文课加故事的教学方式，大受学生的喜欢，我们班的语文成绩就逐渐提高了。 杨老师家离校远，经常就住在学校，他跟本村的几位民办老师很友好，常会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各个村落钓鱼，所以，很多村民如今还会记得那位会钓鱼的杨老师。杨老师在我们小学毕业后一年也调走了，后来就不曾听到他的消息。 我最感激的是小学五年级的曾老师。他也是民办老师，但他却与众不同：他不是大队干部的子女，也不是来自部队退伍的士兵。他是文革前的高中生，还是县一中的优秀生，据说还是我们校长的班长。因为身份不好（富农子女），不让考大学，就回来当了个民办老师。 曾老师还真得是个人才。老师们都说他的知识量比上过师范的校长都要强。他教我们数学，从来就不带教本，只用一根粉笔，几道例题，几道习题，上课前几分钟写在黑板上，写得字比语文老师还要端正。他会把各种复杂的等量关系用最简单的方式显现。他从不布置海量作业，每次的作业都有难有易，他布置的难题是我们几个数学尖子生最兴趣去思考的，就像去闯一座迷宫一样，既刺激又好玩。在一次全区的数学统考上，我考了唯一一个100分，成了他最得意的一个学生，他逢人便说：“此子头脑灵活，以后必成大器。” 曾老师的父亲解放前是“走江湖卖艺的拳师”，武功十分了得，所以曾老师会点武术。他曾亲口对我们班的同学说，打架他一个人5分钟之内可以打倒五个壮年小伙子。有一次课间活动，他亲自为我们全班同学演示空手劈砖的功夫，看得全班同学都傻眼了，班里原先调皮的同学就更不敢轻举妄动，所以班风一直很好。有时教语文的郑老师有班级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得求助他。 曾老师，也有点怪脾气。在整个学区的百余名民师中他文化水平最高，教师们都私下说如果他参加转正考试绝对会以优异的成绩靠前的，但他就是不屑去考。他说，因为他看不惯当时民办考试时的不正之风。所以直至在全省取消民办老师的前一年他才转了正。 五年小学，换了七八位老师。几年后我没有成为曾老师口中的“大器”，倒是考进师范学校，毕业后也成了一名老师。恰巧又和程老师的儿子许老师成了同事，执教于同一个班级。两家的住房也离得近，这也算是缘分吧！程老师已经90高寿了，偶尔去她家坐坐，程老师也会和我聊聊家常、聊聊工作、聊聊往事。 往事悠悠，如今的我已从教了30年，不知道我们给下一代孩子的记忆会是什么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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