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个世纪，陶瓷鉴定大师耿宝昌，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刘久庵、谢稚柳，还有像启功、史树青、王世襄、孙会元等，都是文物鉴定界的泰山北斗，他们的一句话往往就能决定一件文物的命运。 作为传统鉴定方法的集大成者，徐邦达近乎有着一双令赝品顿时现形的“火眼金睛”。 几十年前在哪儿见到过的书画，几十年后再见时，徐邦达依然记忆犹新。有人说他的这种超凡的记忆力是天赋异禀，然而只有他自己才最能体会—这是 对于国宝“爱之深则思之切”的深厚情感使然。他多年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资料中潜游，如此，才有对古书画作品过目不忘，才有鉴定时的得心应手。 徐邦达把古书画的鉴定析为“鉴”与“考”两个概念。 “鉴”即是通过众多的作品相互比较，进行目力检测，推知真伪。“对于大量存世的明清时代的书画，目鉴尤为重要。但要达到目鉴的准确性，鉴赏者 非见之众多不可。”徐邦达的弟子、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说。但是，对于时代较远或是某些难于明了的书画，需要广为搜集有关文献和其他旁证材料，详加审订考据，方才得以明辨是非。徐邦达博闻强识，每对一件疑难作品进行考据时，往往是条分缕析，旁征博引，使人折服。 “文革”前，济南市文物店的郑静轩先生在山东济宁发现了一个画册，一边是清初“四王”王石谷的画，另一边是与他同时代的书画大家恽寿平的对题。收藏这幅画的人要价很高，要一百多元。郑静轩先生就说他们先拿回来看看。 文物店的会计拿着这幅画册上北京找徐邦达先生。当时全国文物店之间都很熟，会计便先到了北京文物店。文物店的人跟他说，不用去找徐老，一到晚上，他准来这里。果然，晚上徐邦达先生就来了。看过画册后，他说这幅画很好，可以买下来。 只是那个人的要价实在太高了，济南市文物店没有那么多钱，此事只好告一段落。 后来，我上济宁办事，从一个熟人那里得知了画册的下落，以130元的价格买回来了。谁知买回来后，人们对这幅画册的意见分歧很大。 因为画册的纸张很白，不像是有300年历史的东西，而且墨有点不正常的浮。我心里也老觉得这是个事…… 1972年，我和蒋宝庚先生一起去了北京，想把画册的事情弄个清楚。 当年老北大在红楼，后来北大迁走，红楼就成了文物局，上面有四层楼，文物杂志编辑部就在上面。我们就住在文物局的地下室里。 第二天，我拿着画册去了文物杂志的编辑部，编辑部中有好些着名的考古鉴定专家。他们看了这幅画，也觉得不对劲，拿不定主意。他们问这幅画还给谁看过了，当得知徐邦达先生肯定过时，他们忙说他们说的不算。他们还说，到明天找启功先生来看这幅画册。 第二天启功先生果然来了。 启功先生很有意思，骑着个破自行车晃晃悠悠地来到门口，一进门就给大家鞠了一个大躬，郑重其事的样子，把大家都逗笑了。他看过画册，说这是真的，画得不错，应该是王石谷55岁画的，没问题。 启功先生又问大家怎么看。其他人还是很不确定的样子。启功先生说，这样吧，我家有些资料，我回去给你们找找—王石谷55岁的画是什么样子，字是怎么样的，恽寿平的字又是什么样的。然后，启功先生就走了。 编辑部的人对我说，还真让启功老先生送资料来吗？他说真的就是真的。你要愿意就再去找徐老看看吧。 第二天，我真就去了故宫找徐邦达先生，希望能向他请教更多的书画鉴定知识。时隔多年，徐邦达先生还记得这幅画。他说这东西是真的，纸张发白和墨有点浮是因为王石谷当初画画时，是画在已经裱好了的白册页上的，糨糊已经渗到宣纸的纤维里去了，因此纸张的吸水度不够，有点像熟宣纸的性 质，所以墨就没怎么渗透到纸里面。 后来，徐邦达先生在他着作里面提到了这件事，说王石谷有个册页，他在什么时候看过，墨有点浮，是因为在裱好了的白册页上画的，后来这个东西受潮了，就成了一张一张的，不成本了…… 如今这幅画册带着这些有趣的故事，完好地保存在济南市博物馆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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