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用报纸打孩子屁股

    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据周海婴所着《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这足以显示出父爱来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次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他的遗嘱，其中第五条写道：“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周海婴正是这样做的，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成为无线电专家，一生“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

　　梁启超:求学问不是求文凭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钱基博:做仁人君子比做名士要紧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据说，钱钟书周岁时“抓周”，小手没有抓玩具，没有抓糖果，没有抓铜钱，而是抓起了一本书，钱基博自己喜好读书，“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因而喜出望外，取其名为“钟书”。
　　钱钟书出生后出嗣给伯父钱基成，伯父上午带他上茶馆、听说书，四处闲走，下午才授课，钟书玩得开心。1920年，伯父去世后，由钱基博直接进行教育，钱钟书慢慢开始潜心读书。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曾被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此后，他才真正奋发读书，为日后治学打下了“童子功”。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用我们今天的话，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在《家世》一书中，学者余世存写道。

　　丰子恺:反对培养“小大人”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专门创作了一幅讽刺漫画《小大人》，缘起是他曾看见：男孩被父母穿上小长袍马褂，戴上小铜盆帽，教他学父亲走路；女孩被父母带到理发店里去烫头发，在脸上涂脂抹粉，教她学母亲一样。在丰子恺眼中，这样的“小大人”简直是“畸形发育的怪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接受采访时，丰家“老六”丰一吟说：“爸爸特别反对家长按照成人的观念去干预孩子，他从不要求孩子们做什么，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任由我们根据兴趣发展。”丰一吟读完初一，“不想读了”，丰子恺送她去学美术，但丰一吟没有什么兴趣，在学校，别人学绘画，她逃课去学唱京剧，“父亲没有怪我，还去看过我的京剧表演”。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