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熟人社会,有好也有烦。亲朋好友、乡亲之间联系紧密、来往频繁,有啥难事一呼百应、守望相助,这是好事。不过,“圈子化生存”也有不少烦心事,“份子钱”就是其一。一是名目繁多,农村份子钱已从最初的婚丧嫁娶,扩展到孩子满月、生日、上学、当兵以及老人过寿、生病、搬家等等;二是行情看涨,份子钱数额近年水涨船高,一路飙升到数百甚至上千元;三是人心不古,有的人为了赚钱,一年能摆两三次酒,摆完了“生日宴”,摆“升学酒”,一年下来,光份子钱就收不少。你盯着份子钱办酒席,别人也不傻,不会老做“亏本生意”,于是办酒席、收份子钱在一些农村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成为一种“新乡愁”。有农民编顺口溜:年年办酒有搞头,两年办酒打平手,三年才办冤大头。 不论如何玩,“份子钱游戏”最终成为一种负和博弈:送出去、收回来,总额不见得减少,但在这过程中,大摆酒席、铺张浪费不可避免,还可能耽误生产。哪怕身在农村,许多人对此也是深恶痛绝,很多时候随大流,不过是人在江湖。一些农村也开始觉醒,想办法叫停疯狂的“份子钱游戏”。如云南文山天保村,为了对份子钱陋习说“不”,由全体村民“签字画押”,形成村规民约。据村委会主任介绍,“我们初步算了一下,与往年相比,今年全村办酒席的场次减少了85%左右,为老百姓直接节约资金300余万元。”(见7月21日《中国青年报》) 应该说,份子钱本身并没有问题。一方面,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份子钱维系了农村社会最低限度的人情往来。在婚丧嫁娶各种活动中随份子,就像给机器注入润滑剂,对维持农村社会良好运转大有帮助;另一方面,农村份子钱散发出浓浓的互助性质。在过去,农村的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生产效率比较低,婚丧嫁娶等家庭大事,仅靠一家一户难以完成,往往需要邻里乡亲、亲朋好友伸出援手,于是便有了凑份子钱这回事。问题在于,如今份子钱已经变味甚至异化,一些人办酒席收份子钱,早就超越上述两种目的,敛财目的太明显,游戏就不好玩了。 农村成为份子钱的“重灾区”,法律法规管不到,签订村规民约或许是个好办法。形成共识、签下保证,对村民是一种行为约束,对村干部是一个管理依据。一些人开始难免不适应,甚至言行不一,若有一个强有力的村干部班子,严格以村规民约治村,久久为功就会养成一种风气。此前有报道称,山东淄博的南太合村,早在30年前就订立了这样的规矩:无论红白喜事,主人不准大操大办,留下来吃饭的只有近亲属,份子钱一律只有5角钱,据说这个规矩一直坚持到现在。 |